海上起“神风”_神风敢死队

　　“蒙古袭来” 　　 　　十三世纪后期，在当时世人印象里，日本成了一个极其富庶的国家。马可・波罗记载：“(日本)据有黄金，其数无限”，“还多宝石珍珠，珠色如蔷薇，极美。价值亦甚巨”!可想而知，当这种言词传到征战不断，军国费用浩大的蒙古(元)统治者耳中的时候，会产生多么大的诱惑力。
　　早在1266年八月(阴历，下同)，忽必烈就以“大蒙古国皇帝”的名义致书“日本国王”，要求其效仿当时已经成为蒙古帝国藩属的高丽，与自己“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不然的话，就会“以致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公然以使用武力相威胁。
　　当时的日本已经发展出了独特的双头政治。京都朝廷里的天皇虽然号称“万世一系”，却早已大权旁落，实权已经被镰仓幕府的武士们掌控。幕府“执权”，因此也是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的北条时宗当时年仅十八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对忽必烈事关重大的国书采取了“冷处理”――不予回复，接连五次如此。忽必烈抑制不住五次遣使、五次被拒绝的愤怒与耻辱，不顾当时蒙古(元)与南宋激战正酣，决意对日本用兵。在他看来，“日本则朝发夕至，舟中载米，海中捕鱼而食之，则岂不可行乎?”
　　1274年正月，忽必烈下令高丽建造千料舟(大船)、拔都鲁轻疾舟(快速战舰)、汲水小舟(运输船)各三百艘，准备当年东征日本。命令传到高丽，顿时“驿骑络绎，庶务烦剧，期限急迫，疾如雷电”(《高丽史》)，“民其苦之”。尽管如此，正月十五开工，六月900艘军舰还是全部建造完成!
　　1274年十月初三，征东都元帅忻都统帅蒙古军5000、汉军15000、高丽军5600，加上高丽水手6700人，共3.2万人，从高丽合浦(今韩国东南部的庆尚道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远征日本。三天后攻克对马岛，十月中旬已逼近九州岛博多湾(今福冈附近)。
　　战争初期元军的迅速进展主要还得“归功”于日本方面对这场战争其实并无多少准备。北条时宗虽然拒绝了忽必烈的国书，但并不相信元军会真的渡海来犯，只下令九州地区加强战备，此外便没有什么动作了。因此元军沿途只遇到了当地土豪的零星抵抗。至于京都朝廷，无调兵遣将的权力，便只能派遣使者到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和京都附近的22个神社、寺庙祈祷“敌国降伏”，希望以“神力”来退敌。
　　对马失陷的消息传来，幕府如梦方醒，立即向九州各地领主征召。九州岛各地的全部日军号称“十万二千骑”(甚至包括寺庙中的僧兵)集中到博多迎战。
　　
　　元日交兵
　　
　　十月二十日清晨，元军分两路在博多登陆，与迎战的日军发生激战。这也是历史上日本军队在本土与外国军队间的首次交锋。
　　十三世纪正是早期火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早在1232年的蒙金战争中，守卫开封的金军就使用“震天雷”(用途类似手榴弹)和“飞火枪”(火焰喷射器和步枪的“混合体”)两种火器让攻城的蒙古军吃尽了苦头。时过境迁，此时轮到不识火器为何物的日军领教了。虽然我国最早的金属管形射击器――火铳的创制和使用就是从元代开始的，但元军在东征日本中使用的铁火�是一种投石器，一次就可以抛射出2～3个球形铁炮，爆炸之时“火光闪闪，声震如雷，使人肝胆俱裂，眼昏耳聋，茫然不知所措”。
　　除了当时独步全球的火硇，元军使用的复合弓是另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它通常由弓背上的一条动物筋、弓肚上的一层角质物和中间的一个木架组成。这种弓的拉力远远超过100磅，而且短小，骑兵运用自如。这种弓射出的箭杀伤范围可达350码，甚至比一个世纪以后才在百年战争中出名的英格兰长弓还要远，更是为日弓所远远不及。
　　当时日本武士手中唯一占优的兵器便是闻名天下的日本刀了，宋代欧阳修就称赞“宝刀近出日本国”。
　　日本刀虽然与中国刀渊源颇深，但自唐代后期已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其铸造技术更是后来居上。在当时的世界兵器谱上，日本刀的性能可能只稍逊色于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日本除了具有好钢之外，其战刀的优良性能还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故而，元军士兵使用的质量较差的镔铁刀很多在与日本刀的对砍时刀刃卷曲。
　　元日双方使用的武器各有千秋，而两军在战场上所用的战术则有天壤之别。日军按当时日本内战中的惯例，由主攻部队发射“鸣嘀”，表示进攻开始，先由一勇士单骑驰前挑战(一骑打)，然后大队跟进冲杀。他们从未见过外国军队，完全不懂阵型战术。相比之下，元军讲究阵法，采用的是集团战术。当日军逼近时，元军战鼓齐鸣，杀声震天，弓矢齐飞，火炮轰鸣。日本武士心惊胆战，战马惶恐不前，随即被元军分进合围，“伏尸如麻”，余部只得向位于今福冈县中部的太宰府水城方向撤退。所谓水城，其实就是公元663年白江口之战后为防止唐军进攻日本本土而建筑的一座巨大水坝。此时天色已晚，加之副帅刘复亨在混战中中箭受伤，元军停止进攻，夜间仍回船舰。当晚，元军召开军事会议，由于缺少后援部队，加上所携弓箭也全部耗尽，多数将领主张撤退。于是忻都下令翌日班师。
　　日本列岛四周临海，除东北部海岸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所环绕，形成海洋性季风气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间，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风袭击。就在忻都准备回国的最后时刻，台风这个丧门星偏偏找上了元军!
　　即便是今天，强台风对船只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往往都要提前进港避风。十三世纪的船只，其坚固性与今天无法同日而语，台风的威胁自然更大。十月廿一日夜，台风乍起。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倾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天色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日本称为“文永之役”)，元军死亡1.35万人，大多死于这场风暴。
　　十月廿二日，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元军已经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以为是“天照大神”赐下“神风”拯救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活动，着实令今人无语。
　　
　　干戈又起
　　
　　元军撤回国内之后，主帅居然讳败为胜，以致忽必烈产生日本即将臣服的错觉。1275年二月，元廷派遣礼部侍郎杜世忠为首的使团携国书出使日本。孰料北条时宗悍然下令将使节5人斩首于镰仓龙口刑场――所谓“恶与彼通好，欲永绝交也”。
　　斩杀使节历来被蒙古人视为最严重的挑衅行为，震撼欧亚大陆的成吉思汗西征就是源自花刺子模国王杀害了蒙古使节和商队。因此，当南宋的残余势力1279年被最后消灭之后，忽必烈立即开始准备第二次东征日本。
　　另一方面，北条时宗也十分清楚，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元军的大举入侵，因此积极部署，准备应敌。1276年三月，镰仓幕府命令九州的领主们出工出料，费时5年，在博多湾沿海修筑了一条高约6尺，厚约1丈的石 坝，即所谓“元寇防垒”。幕府甚至不惜停止了京都的戍卫，遴选其中矫健者到九州岛戍边。全日本的武家都奉命整军经武，枕戈待旦。甚至横行濑户内海的日本海盗也参加备战，积极与官军一起进行海战演习。
　　1281年，忽必烈集结了14万大军，发动第二次东征。这也是东亚历史上空前的渡海军事行动。
　　第二次东征的元军由东路军和江南军两路组成。东路军一路由忻都指挥，包括蒙汉军1.5万、高丽军1万和1.7万高丽水手，共计约4万人，乘坐战船900艘，仍从高丽出发；江南军一路多达10万人，由范文虎率领，主要是南宋灭亡后投降的“新附军”，乘坐战船3500艘，从庆元(今宁波)出发。约定两军于当年六月以前在对马海峡中的壹岐岛会师。
　　1281年五月三日，东路军从合浦起航，循第一次东征的原路进军。廿一日，东路军攻入壹岐岛。东路军统帅自恃有上次战争的经验，又想争夺头功，因而无视壹岐会师的规定，贸然率军驶向博多湾。
　　谁知当元军舰队驶入博多湾后，发现早就今非昔比了。原先毫无驻防的沿海滩头已经筑有又厚又高的石坝，严阵以待的日军更是在石坝之后弓矢齐发，阻止元军登陆，元军骑兵无法上岸。
　　六月七日晨，元军终于得以上岸，占领了一个名为志贺岛的小岛。志贺岛狭长，退潮时，露出的海滩可直通九州岛的陆地。元军力图夺占海滩，以便从侧后进攻博多湾守军。因此，双方连日对海滩的争夺十分激烈。元军擅长集团进攻，在狭长地带作战很难发挥这一特长。而日本武士自小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个人的战技相较元军为优，比较适宜于狭长地带单打独斗。由于是以己之短攻对方之长，故而元军攻势受挫，损失达千余人，连高丽军统帅洪茶丘也被日军俘杀。时值盛夏之际，元军的蔬莱、淡水供应困难，士兵长期在海上生活和战斗，疲惫不堪，疫病流行，病死者多达3000余人。忻都只好--于六月十五日从志贺岛撤退，等待范文虎率领的江南军到来。
　　
　　“神风”再临
　　
　　七月，范文虎率领的十万江南军沿着八世纪“遣唐使”开辟的航线横穿东海，与东路军在九州外海会合。七月二十七日，元军登上了一个名叫鹰岛的小岛，苦战了一天一夜方才击退日军，并准备对太宰府发动全面进攻。
　　就在战争即将进入高潮之际，却突然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方式结束了――八月一日，九州外海刮起了猛烈的台风，风暴持续了整整四天。
　　此前，停泊在鹰岛海域的元军苦于在夜暗中经常受到分乘小艇的日本海盗的袭击和骚扰，为了能够互相照应以及围剿来袭的小艇，把分屯在外海中的兵船互相用铁索连在一起。这时，在“波如山”一般的台风袭击下“震撼击撞，舟坏且尽”，“艨艟数千艘，为风涛洲石所碎”，住在兵船上的士卒也因此大量溺毙，港湾为之塞堵。江南军一路已经损失了一半船只，东路军的船只也失去了1／3。
　　博多湾一带日本防军得知元军遭受台风袭击的消息之后，立即海陆并进前往鹰岛海域，扫荡残存的元军。劫后余生的元军士气低落，范文虎等高级将领竟然抛下数万尚在鹰岛上的士兵返航回国，被抛弃的数万元军全军覆没。最后，14万大军最后能够回到大陆的不过五分之一，是年为日本弘安四年，故而日本称之为“弘安之役”。
　　“弘安之役”失败后，忽必烈仍念念不忘征日，1283年，下令江南大造海船，民不聊生，以致到了“江南盗贼，相挺而起”的地步。当1286年忽必烈被迫宣布罢征日本之时，“江浙军民”竟然“欢声如雷”。
　　
　　两败俱伤
　　
　　元军东征，虽然两次都遭遇台风这一“天灾”，但细细究来，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第一次东征时，元军在战术和兵器上都具有明显优势，加上日本对元军东征毫无准备，因此在战场上握有主动权。只是因为东征军人数上处于1：5的劣势，方才被迫撤军，遭到台风袭击只能说是人算不如天算。假设忽必烈第一次东征就能派出十万大军，至少粉碎九州的日军抵抗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元军占据了九州，即便再来“神风”，恐怕也救不了北条时宗了。
　　而第二次东征时尽管兵力雄厚，元军在战场上的表现却有每况愈下之势，这固然与日军已有防备有关，也是因为忽必烈对南宋降军并不信任，东征的主力江南军反而没有装备上铁火孢这样的新式武器，战斗力大打折扣。至于台风过后，范文虎等将领弃军逃跑，使得足以背水一战的数万大军土崩瓦解，也正是应了一句古话：“一将无能，累死三军。”
　　东征日本的失败，不但使忽必烈没有取得亟需的大量金银，巨大的战争消耗反而使元朝的财政情况更加恶化，迫使从忽必烈开始的元朝历代皇帝滥发纸币，造成天文数字一般的恶性通货膨胀，也是导致元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元日战争的“胜利者”镰仓幕府也没有笑到最后。和元朝一样，幕府也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早先日本内战中的惯例是，幕府号令封建领主出兵打内战，但同时需要将战败者的土地及其它战利品分赐给忠心的领主、武士，作为酬劳。这就是“御家人”要对幕府“忠”而幕府要对“御家人”“佶”的所谓的“御家人制”。然而，击溃元军后幕府却无法进行封赏――元军未留给日军任何土地做为战利品，拼死血战的武士们大都只能空手而归，使自己陷入贫困，以致武士们对失“信”的幕府的怨恨日甚一日，而武士正是支持幕府这一“武家政权”的基础力量。随着强势人物北条时宗在战后不久去世(1284年)，领导日本击退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元帝国进攻的镰仓幕府，其权威反倒一落千丈。最终，对元战争中获胜的镰仓幕府先于战败的元朝，在公元1333年宣告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