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确权纠纷【农户兼业水平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分析】

　　摘要：随着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户兼业水平逐渐提升；与此同时，严重的水土流失与地力衰退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矛盾。因此，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关系到农业的健康发展与国家的粮食安全。利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分析了土地利用的诸多形态，如土地的抛荒与粗放经营、木本植物与多年生作物的种植、季节性作物的种植、保持灌溉和排涝沟渠的畅通、农家肥比重和建沼气池等的影响因素，尤其是农户兼业水平对其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农户兼业水平对土地可持续利用具有双重效应，既有助于克服水土保持的资金约束，又因兼业导致农户对农业的依赖性降低而减弱了对水土保持投资的动力。
　　关键词：农户兼业；土地；可持续利用
　　中图分类号：Ｆ３０１．３文献标识码：Ｃ文章编号：0439－８114（２０11）13－2801-06
　　
　　Effect of Farmer’s Diversification Level on Land Sustainable Use
　　
　　ＬＵＯ Ｆ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Ｈｕａｎｇｇ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Ｈｕａｎｇｇａｎｇ ４３８０００， Ｈｕｂｅｉ，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ｔｈｅ procedure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speeded up，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increased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ｍａiｎ－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waｓ ｓｈａｒｐｅｎｉｎｇ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ｗａｔｅｒ ｌｏｓｓ，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Ｌ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was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d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ｔｏｏｌ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ａｎｄ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ｕｓｅ， ｔｒｅｅ ｃｒｏｐ ａｎｄ ｐｅｒｅｎｎｉａｌ ｃｒｏｐ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ｃｒｏｐ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ｒｒ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ｃａｎａｌ ｕｎ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ｆａｒｍｙａｒｄ ｍａ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ｔａｎｋ， ｅｔｃ． Ｉｔ ｗａ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ｄ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ｆｕｌ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ｍｏ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ｎｇ ｏ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farmers 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１９９０年２月，印度农业研究会（ＩＣＡＲ）、美国农业部（ＵＳＤＡ）和瓦迪欧研究所在共同组织的新德里首次国际土地可持续利用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了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思想，并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将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表述为“尽可能减少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的破坏并减缓或遏制其退化，维持一个不变或增加的资本贮量，以达到人类生活质量长期改善的目的，即在追求经济发展效益最大化的同时，维持和改善土地资源的生产条件和环境基础”［１］。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础。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的人地关系更为严峻，由于人多地少，多年以来，以占世界７％的耕地生产了占世界２０％的粮食，并养活了占世界２２％的人口［２］；到２１世纪中叶，中国将相继迎来人口的三大高峰，即人口总量高峰、人口就业高峰和人口老龄化高峰。然而，全国第二次水土流失遥感调查的结果显示，中国９．６０×１０６ ｋｍ２的陆地国土中，有１／３的面积（３．５６×１０６ ｋｍ２）属于水土流失区域，其中，水蚀面积１．６５×１０６ ｋｍ２，风蚀面积１．９１×１０６ ｋｍ２，水蚀和风蚀交错区面积为２．６×１０５ ｋｍ２［３］。农村土地资源保护是中国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保护农村土地资源并促使其实现可持续利用就是保护中华民族的生命线［２］。
　　农户兼业是指农户作为一个生产经营单位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农业以外多元化经营活动的方式［４］。农户兼业水平是指农户兼业化程度，既可以依据农户投入到非农行业中的劳动力（或时间）占家庭劳动力（或时间）总量的比例来衡量，也可以根据农户所获得的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来量化。若采取后一种方式，可将农户大体分为４种类型，即纯农户（非农收入的比例低于１０％）、一兼户（非农收入的比例介于１０％～５０％）、二兼户（非农收入的比例介于５０％～９０％）和非农业户（非农收入的比例大于９０％）。
　　关于农户兼业水平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影响，一些学者持肯定的态度。如王鹏等［５］认为，农户兼业导致的非农收入越高，越有利于对水土保持进行投资，同时，非农就业也促进了“留守”农民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从而激发了他们对水土保持投资的积极性。还有学者对此持折衷的态度，如Ｅｒｖｉｎ等［６］和钟太洋等［7］的研究指出，非农业收入对农户水土保持行为有着双重效应。因此，农户兼业对农户的水土保持行为也应当是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农户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有助于农户克服采取水土保持所需要的资金制约（称为兼业效应Ι），另一方面农户兼业降低了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从而农户会减少对水土保持的投入，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称为兼业效应Ⅱ）。但也有学者持否定态度，如于术桐等［３］提出，农业收益相对较低和农民非农生产经营活动收入的增加降低了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兼业化水平高的农户种田只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食物需求。劳动力过度向非农部门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不足；另外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劳动力大多为青壮年，而水土保持工作正需要大量体力劳动。因此，高度的兼业化使水土保持投入急剧减少。相关分析也表明农户的水土保持投资对非农收入比例与兼业人口比例呈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谭淑豪等［８］的研究也指出，非农就业可能使农户土地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致使土地因缺乏管理而退化。
　　无论已有研究所持观点如何，在研究与讨论的方式和方法上，大都笼统而概括地采用农户是否采取土地可持续利用措施，或是否进行水土保持投资等，这一类提法［３，９］并没有详细叙述在具体的土地经营行为中，哪些是环境友好型的，哪些不是。本文不仅列举出了几种常见的涉及土地可持续利用的行为，而且还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农户兼业水平、户主个人特征、耕地面积和土地细碎化程度等因素对它们的影响，尤其是农户兼业水平对其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１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１．１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农户微观数据来自黄冈师范学院学生于２０１０年９月对湖北省的武汉市、黄冈市、孝感市、咸宁市、荆门市、荆州市、鄂州市、宜昌市、随州市、黄石市、襄樊市、潜江市、天门市、十堰市等地农村家庭的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３０５份，收回有效问卷２８８份，有效率９４．４％。调查采集了户主的个人特征数据，包括户主的年龄、受教育年限和风险偏好等；家庭特征数据，包括农户类型、耕地面积、是否饲养牲畜、细碎化指数、旱地所占比例、种植粮食作物的面积；土地可持续利用特征数据，包括是否存在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现象、木本植物与多年生作物的种植频度、是否种植季节性作物、是否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沟渠的畅通、施用农家肥的比例以及是否建有沼气池等。
　　１．２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农户兼业水平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非农业户中，存在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现象的农户所占比例最高（达４３．７５％），其次是二兼户（２６．３２％）和一兼户（２２．８３％），纯农户（１２．９６％）最低，可见随着兼业化水平的提高，土地抛荒和粗放经营的现象愈多见。很少种植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农户比例以一兼户和非农业户较高，分别为７２．８３％和７１．８８％，纯农户与二兼户较低，分别为６６．６７％和６５．２６％；换言之，种植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较多的农户依次为二兼户、纯农户、非农业户和一兼户。种植西瓜、花生、甘薯等季节性作物的农户比例以纯农户为最高（７４．０７％），接下来依次为一兼户（７２．８３％）、二兼户（７１．５８％）和非农业户（６２．５０％），可见随着兼业化程度的加深种植季节性作物的农户越少，因为季节性作物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沟渠畅通的农户比例最高的是非农业户（８４．３８％），二兼户（７７．８９％）和纯农户（７７．７８％）的比例基本相近，一兼户（７３．９１％）最低。施用农家肥比重由高到低依次是：非农业户、一兼户、二兼户和纯农户，可见兼业农户比纯农户的农家肥施用比例更大。建沼气池的农户比例最高的是二兼户（２０．００％），其次是一兼户（１７．３９％），非农业户最低（１２．５０％），可知农户兼业反而使建沼气池的可能性增大。
　　2模型与变量的选择
　　2．１模型选择
　　根据采集的数据特征以及研究需要，在分析农家肥比重（ｙ５）的影响因素时，采用ＯＬＳ（普通最小二乘法）；在分析是否存在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现象（ｙ１）、是否种植了季节性作物（ｙ３）、是否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沟渠的畅通（ｙ４）和是否建了沼气池（ｙ６）等时，采用Ｌｏｇｉｔ（二元选择）模型；在分析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频度（ｙ２）时，采用Ｏｒｄｅｒｅｄ（排序选择）模型。由于ＯＬＳ法最常见，其定义省略，下面仅就Ｌｏｇｉｔ模型和Ｏｒｄｅｒｅｄ模型的定义予以说明。Ｌｏｇｉｔ模型的定义为：
　　Ｌｉ＝ｌｎ（）=β１＋β２ｘｉ＋μｉ （１）
　　式中：Pi为概率，Pi／（１－Pi）为机会比率，ｘｉ为解释变量向量，μｉ为残差项［１０］。
　　Ｏｒｄｅｒｅｄ模型的定义为：
　　ｙｉ＝0， ｙ*≤γ１1， γ１＜ｙ*≤γ22， γ2＜ｙ*≤γ3M， γM＜ｙ* （２）
　　式中：ｙ*为指标变量，ｙ*＝ｘ′ｉβ＋ε，ｘ′ｉ为解释变量向量，ε为残差项。由于临界值γ１，γ２，…，γＭ事先不确定，因此，也作为参数与回归系数一起估计［１１］。
　　2．２变量选择
　　所选择的变量分为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两类，变量名及其描述见表２。
　　2．２．１因变量这里选择了６个描述农户土地可持续利用行为的因变量，它们分别是：①是否存在抛荒或粗放利用土地现象（ｙ１）。首先必须将土地抛荒与休耕区别开来。休耕是指在一块土地上种一年作物后，一段时间内不种作物，但仍进行田间管理，如除草、追肥、灌溉和排水等，以恢复地力。抛荒是指对某一地块不仅不种植作物，而且也不进行田间管理，从而导致了地力衰退。此外，粗放经营也会导致地力衰退。②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频度（ｙ２）。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有利于土壤保持［８］。③是否种了西瓜、花生、甘薯等季节性作物（ｙ３）。本研究的调查数据表明，种植季节性作物的农户的比例为６７．７１％，他们在收获季节性作物之后，任由土地处于裸露状态，不再给土地培肥或种植其他作物的农户的比例为１３．８５％，而土地的裸露与荒芜将导致土地的退化与水土流失。④是否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的沟渠畅通（ｙ４）。疏于农田基本设施的建设将会导致土地退化［８］。⑤施用农家肥比例（ｙ５）。农家肥包括人、畜、家禽等粪便和鱼塘淤泥等，施用农家肥有利于保持地力。⑥建沼气池的农户比例（ｙ６）。农户建沼气池不仅可以提供清洁燃料，实现低碳、环保与减排，而且沼渣和沼液均属于无公害的有机肥，其肥效比一般未经密闭发酵的农家肥的肥效高。
　　2．２．２解释变量共选择了１１个解释变量，分别是：①农户类型变量。一兼户（ｘ１）、二兼户（ｘ２）和非农业户（ｘ３）：鉴于前面提到的已有研究关于农户兼业水平对土地可持续性利用的影响存在肯定、否定和折衷的３种观点，这里只能预期农户类型变量对各个因变量的作用不确定。②户主个人特征变量。户主年龄（ｘ４）：户主年龄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年龄增长有助于户主提高对土地可持续利用重要性的认识，因此导致其土地经营行为向积极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方式较粗放型利用方式的劳动强度大，需要更多的体力支出，但体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因此，结果取决于两者的相对大小。户主受教育年限（ｘ５）：持续发展是人类的一种理性行为，要求人们有较高水平的认识与自觉性。因此，农户自身素质的高低对其土地利用行为的可持续性影响广泛而又深刻。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致使农户在土地利用及其经营决策过程中缺乏高层次的理性思维，土地利用行为方式远离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１２］。因此，预期户主受教育程度高对土地可持续利用有利。户主的风险厌恶指数（ｘ６）：若户主厌恶风险，则不敢对土地利用恣意妄为，必定更加珍惜耕地。因此，风险厌恶指数越高，对土地可持续利用越不利。③家庭特征变量：耕地面积（ｘ７）：耕地面积越大，越有可能采用农药、化肥和机械等粗放经营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对土地的可持续性利用不利。土地细碎化指数（ｘ８）：土地细碎化是指单个农户的承包地并非连接成一片，往往被分散在几处，通常用土地细碎化程度指数（ＳＩ）来表征，其计算公式为：ＳＩ＝１－α2ｉ / （αｉ）2，其中，ｎ为农户拥有地块的数量，αｉ为地块ｉ的面积。ＳＩ（０≤ＳＩ＜１）的取值越接近于１表示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１３］。若土地细碎化程度相对较高，土地保护的收益易于外溢从而削弱了农户进行水土保持的可能性［８］。同时，土地细碎化给农田管理带来不便，增加了农业劳动时间，农户不愿在零碎的土地上进行过多的水土保持投入［３］。因此，土地细碎化指数越高，越不利于土地可持续利用。饲养牲畜（ｘ９）：牲畜不仅可以提供有机肥，而且可以帮助农户减轻农业生产与进行水土保持的劳动强度，因此，饲养牲畜的作用是积极的。最后２个变量，旱地所占比例（ｘ１０）和粮食作物的面积（ｘ１１）仅是ｙ４（是否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的沟渠畅通）的解释变量，预期它们都对时常保持灌溉和排涝的沟渠畅通起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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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估计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进行，各变量的均值和标准误见表２，６个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３。
　　当模型ｙ１～ｙ６分别对解释变量ｘ１～ｘ９回归时，根据ＬＲ统计值及其伴随概率Ｐｒ（ＬＲ值）或Ｆ统计值及其Ｐｒ（Ｆ值）可知，除了模型ｙ４的ＬＲ值＝１０．４８６，Ｐｒ（ＬＲ值）＝０．３１２ ６，说明模型的整体回归效果不佳外，其余５个模型的都在１％或５％水平上显著，即模型的整体效果尚佳。因此，考虑对模型ｙ４增设变量，通过几次尝试，最终发现加入变量旱地比重（ｘ１０）和粮食作物的面积（ｘ１１）后，该模型在５％水平上显著。
　　模型ｙ５采用的ＯＬＳ法，对参数而言是线性的，因此，估计系数可代表边际效应。模型ｙ２采用的Ｏｒｄｅｒｅｄ回归，其因变量是离散变量，因此，估计系数也不代表边际效应，只能从其符号看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但笔者尚未查阅到Ｏｒｄｅｒｅｄ模型边际效应的计算方法。
　　模型ｙ１、ｙ３、ｙ４和ｙ６采用的Ｌｏｇｉｔ回归，其因变量是虚拟变量，因此，估计系数不能表示边际效应，只能从其符号看出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方向。Ｌｏｇｉｔ模型边际效应的计算方法：由于Ｌｏｇｉｔ模型的分布函数Ｆ（ｘ）＝ｅｘ／（１＋ｅｘ）［１１］，而ｆ（ｘ）＝ｄＦ／ｄｘ［１４］，因此，经过求导得到：ｆ（ｘ）＝ｅｘ／（１＋ｅｘ）２。令ｘ＝ｘ′，对于Ｌｏｇｉｔ模型而言，ｘ和可由回归得出，于是，经过简单的计算即可得到模型ｙ１、ｙ３、ｙ４和ｙ６的ｆ（ｘ′）；再根据公式ｆ（ｘ′）・计算出相应的边际效应即斜率［１４］，结果见表３。
　　3．１土地的抛荒与粗放利用
　　在模型ｙ１中，非农业户（ｘ３）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一兼户（ｘ１）和二兼户（ｘ２）不显著，根据斜率可知，二兼户兼业化水平提高１个单位，土地抛荒或粗放利用的概率增加１２．２４％，非农业户兼业化水平提高１个单位，土地抛荒或粗放利用的概率增加２３．３２％，斜率由求导得到，因此，它不表示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虚拟变量ｘ２或ｘ３由０变为１时函数值的变化［１４］。耕地面积（ｘ７）在５％水平上显著，耕地面积增加１ ｈｍ２，土地抛荒与粗放利用的概率反而下降１２．７２％；这一结果与预期不符，可以解释为由于湖北省的户均耕地面积较小，平均仅为０．４３５ ｈｍ２，还未实现规模化经营，在此基础上增加耕地面积，有助于发挥规模效益，从而降低了土地抛荒与粗放利用的概率。饲养牲畜（ｘ９）在５％的水平上显著，饲养牲畜增加１个单位，土地抛荒或粗放利用的概率平均下降１１．９０％；结果与预期相符，证明了饲养牲畜确实有助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3．２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
　　在模型ｙ２中，户主的风险厌恶指数（ｘ６）在１％的水平上显著，符号为正，随着风险厌恶指数的升高，即更不怕冒险，户主种植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概率上升，这一结论与预期不符，可见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生产周期长，不会在短期内获得收益，因此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于是风险偏好者种植的可能性更大。
　　3．３季节性作物的种植
　　在模型ｙ３中，耕地面积（ｘ７）在５％的水平上显著，面积增加１ ｈｍ２，种植季节性作物的概率下降１．９８％，说明耕地面积增加，季节性作物的种植概率下降，即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概率上升，与４．１中的原因相同，是规模效益使然，即在一定的规模范围内，规模效益有助于土地可持续利用。土地细碎化指数（ｘ８）在１％的水平上显著，细碎化指数增加１个单位，种植季节性作物的概率提高６．２３％，可知土地细碎化程度越高，季节性作物种植概率越高，即水土保持行为的概率降低，这是由于土地细碎化导致经营管理成本上升以及外部性溢出效应的缘故，与预期一致。
　　3．４排涝和灌溉沟渠的畅通
　　在模型ｙ４中，户主的风险厌恶指数（ｘ６）在５％水平上显著，风险厌恶指数增加１个单位（即户主越偏好风险），保持排涝和灌溉沟渠畅通的概率平均提高１２．３４％，与预期相反。耕地面积（ｘ７）在５％水平上显著，面积增加１ ｈｍ２，保持沟渠畅通的概率平均下降３８．０２％；说明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保持沟渠畅通的可能性下降，因为面积增加与保持沟渠畅通存在对劳动力和资金投入的竞争关系，与预期相符。旱地所占比例（ｘ１０）和粮食作物的面积（ｘ１１）都在５％水平上显著，即旱地比重增加１％，保持沟渠畅通的概率提高０．３２％，粮食作物的面积增加１ ｈｍ２，保持沟渠畅通的概率提高６１．３４％，与预期一致。
　　3．５农家肥的比重
　　在模型ｙ５中，非农业户（ｘ３）在５％水平上显著，符号为正，其原因在表１的注释中有说明。土地细碎化指数（ｘ８）在１％水平上显著，符号为负，可知土地越细碎，农家肥所占比重越少，与预期相符，理由同前。
　　3．６建沼气池
　　在模型ｙ６中，户主的风险厌恶指数（ｘ６）在１％水平上显著，风险厌恶指数增加１个单位（越偏好风险），建沼气池的概率提高２７．９７％，与预期相反。耕地面积（ｘ７）在１％水平上显著，面积增加１ ｈｍ２，建沼气池的概率提高３０．１７％。
　　4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随着农户兼业水平的提升，土地抛荒和粗放经营的概率增加，这是农户兼业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不利影响。同时，农户兼业对建沼气池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是农户兼业对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有利影响。此外，农户兼业对木本植物和多年生作物的种植、季节性作物的种植、灌溉和排涝沟渠的畅通以及农家肥的施用等均无明显影响。因此，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与Ｅｒｖｉｎ等［６］的农户兼业对水土保持的双重效应的观点较为接近，即一方面农户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有助于农户克服采取水土保持所需要的资金制约，另一方面农户兼业降低了农户对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从而农户会减少对水土保持的投入，包括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针对上述结论，建议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１）积极探索建立专业化治理水土流失队伍的道路，成立村级水土保持互助合作组织，把零散的家庭投入转变成专业化的集中治理；这种“合作组织＋农户”的方式［１５］，一方面能提高水土保持效果，解决技术指导缺乏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使得兼业农户劳动力不足的矛盾得到缓解。
　　２）积极引导农村企业集团发展规模化、产业化农业，从而通过“公司＋农户”的方式，为区域水土保持投资积累资金［９］，将市场机制引入水土保持治理，探索企业化水土保持运作机制［７］。
　　３）在农户具有水土保持投入意愿的条件下，能否转化为有效的水土保持行为，技术的推广与指导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政府应该重视有关环境建设的科学技术研究与推广工作，采取“政府＋科研＋公司”联合的模式，建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研究项目，加强环境宣传与教育，加强技术示范和科技服务，促进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和生态环境建设产业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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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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