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量之中决雄雌:一决雄雌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技淫巧。虽然在农学、医学、工艺学等领域取得不少成就，产生了如《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这样的著作，但是，近代科学却是在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了长久的探索之后才在中国立足的。
　　1600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这些传教士都是学识渊博、有很高科学修养的人，他们是近代科学的传播者。他们来华，带来了新的知识，新的书籍。单1620年金尼阁等人一次就带来了7000多卷图书，天文地理医学人体应有尽有。
　　不过科学在中国受到了冷遇。绝大多数士大夫对此不感兴趣。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科举的价值远高于科学。在他们看来，十年寒窗苦，只要金榜能题名，就可当官发财光宗耀祖。而科学有什么用？只是奇技淫巧。利玛窦说：“在中国，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空谈理性）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中举当官）而被吸引。”而且，中国人也看不出这些番夷小国来的人有什么名堂。“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中国根本不必向外国学习什么，当然也不必学习科学。
　　满清晚年，士大夫们对西方科学不再冷漠，却产生了一种天生的恐惧。有人声言：“立国之本，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途在人心不在技艺。”驻英副使刘锡鸿在《英轺日记》中写道，科学技术“徒坏风气，徒惑众心，徒糜有用经费，平时则适以养奸，有时则适以资敌，于我大清国计民生，但见其害，不见其利。”主张“禁奇技以防乱萌，揭仁义以立根本”。也有人认为，“以机器代人力，是率天下之民，习为骄惰”，科学技术会把社会风气搞坏。1862年，清政府设立同文馆。这一年中国大旱。京城的官僚百姓士大夫，都认为是上天不满于设立同文馆而降灾人间。史书记载：“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城中街说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人们以为同文馆里学外文，讲科学，才搞得天怒人怨。
　　不少中国人还尽力排斥西方传来的科学思想。日心说传到中国，大学士阮元认为它“动静倒置，上下移位，离经叛道，不足为训”。谁相信科学，谁就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帮助中国制定历法的西方科学家汤若望被关进大狱，一些人大叫，“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西洋的历法不要，西洋人不要，西洋的科学技术更加不要。
　　不过，西方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奇妙，中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的态度也有了些变化，承认西方科学的发达，但是，声称西方科学之源在中国。这些人的心目中，无论西方科学技术多么了不起，我们中国古已有之，西方科学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康熙皇帝就说过，西方的数学出自《易经》，西方的算法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有人认为：“西方之电学、汽学、力学、重学皆出于易。”杨恩寿认为，轮船是中国的孔夫子发明的，“孔子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为今日轮船之先声。”如此骄傲自大，怎么可能去学习外国的科学技术呢？
　　排斥科学技术，使中国从上到下长期处于愚昧昏聩状态中。鸦片战争时，慈禧太后每天念经，每念一遍，太监李莲英就报告“又毙洋夷一名”。就用这种方式，慈禧太后每天“消灭”洋鬼子72名。在广州的清军统帅惊奇于英军虽在海上，风急浪高，却每弹必中，以为英兵必有“妖术”，为了破除“妖术”，竟下令收集500马桶的粪便经血，用于战场。定海之战时，清兵将领在杭州灵隐寺抽签，签示虎可克敌，于是用属虎的将军在虎时进攻，可惜也没有打胜。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上阵前喝仙水，念咒语，以为可以刀枪不入，结果却纷纷倒毙。
　　鸦片战争失败了，终于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清醒了过来。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主张学习外国的“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秤”。但当时想学的主要是技术，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19世纪末出国留学的人，也大都去船厂、兵工厂，学造船造炮，以为有了坚船利炮，就能战胜列强。
　　开始想学西方的技术，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是，不少中国人的自我优越感依然很强，还放不下架子。洋务派人物张之洞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方之长补我不逮足矣！”以为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只有火器不如人家。
　　190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以失败告终。这给思想界极大的震动。大批中国留学生开始把目光转向科学。他们学科学、办刊物、跑书店。严复在接触进化论后，把它作为救国保种的武器，翻译并介绍了《天演论》。到了五四时代，爱国志士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陈独秀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经过长期的摸索和思考，中国人终于接受了近代西方科学，科学终于在中国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