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科学的革命人生观？／我们社会中的人怎样被“模式化”了； 革命人生观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牵动了我们的每一根神经。可是问题不早就有了一套现成的答案么—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革命献身”“为人民服务”等等。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具有更为标准的意义呢？于是，一切问题都沉寂了，思想退隐了……
　　然而，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总算学会了不在这种诘难面前退缩。生活早已深深地告诉我们：只从望远镜去看待世界是怎样一种可悲的局限！请不要简单地高举着结论向青年们高喊：“真理在这儿，向它跪拜吧。”我们这一代人的思考正是从这里出发了。思想迎刃而上，我们仍旧把问题摆在时代的门前。
　　满怀着献身精神热望的这一代人在*****的十年间（也就是我们的青春时代）做了些什么呢？面对这个使人窘迫的问题，大多数诚实的人却只能如此回答：“我活过来了。”生活象教训每一代人那样教训了我们：“人生并非充满了玫瑰花，倒是有时路上的荆棘刺痛了你。”（巴尔扎克语）我们仿佛从万丈高崖上被一下子砸下来，单纯的信念碎为齑粉。过去成了一个粉红色的梦，而未来被推向了彼岸。象大陆漂移一样，思想与现实无情地分开，痛苦的距离感在我们心上蔓延。而我们也难以把握自己，似乎自己只是一个混沌的存在。在遵从习惯思考的那些脑筋看来，这也许就意味着不贞，意味着背叛。但作为一个人，这却是思索的开端！
　　现在，公开的讨论终于开始了，我们想说的是自己从感觉直接出发的思考，从现实生活中直接提出问题并努力探寻可能找到的答案。
　　人生问题——在相当意义上也即是“人——生活”问题的提出，直接起因于*****。十年浩劫，使我们目睹了人的基本权利丧灭殆尽，人的尊严受到粗暴的践踏；目睹了疯狂煽动下的自相残杀；目睹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告密、提防、自保而极度恶化；目睹了“早请示，晚汇报”的种种宗教式的礼拜，在竭力繁殖人的自卑感与赎罪感；目睹了虚伪盛行，奴性泛滥；目睹了人的完全异化……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人的理解存在一种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一方面，在理论上强调历史具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时，却没有把这种规律深刻地理解为就是人的实践本身，好象历史是凌驾于所有古人今人之上的自在自为的主体，而具体的人仅仅是实现这个主体的工具。这样，就忽视了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摸索的实践过程，是需要这个时代的人依据环境条件不断进行反馈和作出创造性自决的历史过程。这就给先验论的种种危害开了方便之门。另一方面，由于在相当程度上把集体主义理解为整体主义，忽视了集体的构成问题，仿佛个人只是这架机器上的零部件，自身不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意义。这就导致了忽视个人价值现象的产生。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模式化理解的倾向，在五十年代即有所表现。结论不从现实中得出，必须以某一条经典著作的语录为前提。这种教条主义的恶习，使得社会学、人口学、摩尔根遗传学等关于人的科学早在五十年代就遭受到极其狭隘而又粗暴的压制。丹麦文艺批评家勃兰代斯有一句深刻的话：“精神上的‘聋’，结果造成了‘哑’。”中国的历史上这十年的惨痛教训再次证明，哪里科学遭受挫折，哪里就有专断产生。
　　下面，我们想初步简略地谈谈关于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的模式化理解的一些方面。
　　关于人性
　　人性这个概念，在我们这里向来仅仅被视为阶级性的派生物，而且被便宜地丢给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因为“人性论”被规定为蒙蔽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一种卑鄙的宣传伎俩。于是，象“母爱”“情爱”这样一些字眼对于人们是讳莫如深的。我们因之看到了一种奇怪的宣传现象：好象世界上除了阶级友爱而外，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人性可以存在和可以实现了。即便是谈及同志爱，也往往只是在柏拉图主义的意义上被使用。“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最自然的关系”这话如不是出于马克思之口，恐怕也要大受非议的。
　　共产主义运动是什么？究其实质是“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的解放”。（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确认社会主义社会中充分实现人性价值的重大实践意义，其后果是什么？是失却了社会进步
　　的一个具体评价准则。对于人性的偏见，除了极大地阻碍了文学、艺术等的健康发展外，更重要的是直接贻害于人们的生活，人的正当欲求与人的发展受到压抑，导致了人的“双重性格”。“*****”是什么？是灭绝人性！是兽性猖獗！是精神与肉体备受摧残！为此，我们民族当恸哭好几个世纪！
　　关于人的现世性
　　从小，我们在生活中习惯于面对两个方面：其一是苦难的过去，其二是光明的未来。但我们却不大听见具体地谈论现在。“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常常被庸俗地加以解释，于是出现了一种过分强调“牺牲”的生活哲学，似乎这一代人的存在只是具有一种中介过渡的意义。当然，社会主义从理论上来说是一个过渡时期，但从实践上来说，这却是好几代人唯一的现实生活阶段。如果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不是明确地、不断丰富地体现在我们现实的具体生活中，又体现在何处？革命先辈为了我们，我们又只是为了下一代，如此循环，终于胡底？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每一代人的任务，正是不断创造并全面发展生活的丰富性。在十年浩劫中，人的现世性的意义完全遭到了消灭：天堂在上，地狱在下，人间的悲欢离合是无所谓的，需要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殉情、殉身，这有多么荒唐！应当说，如果现世的人萎缩了，不是愧对先烈的遗愿，愧对后代的眼睛吗？因此，请不要用未来局限现在。
　　关于人的感性存在
　　马克思指出过在社会主义前提下人的欲望具有丰富性，并进而指出它的实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活动和人的本质的新充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是在我们这里，人的感性存在却常常被模式化，仿佛人的七情六欲如果不是“为了革命”，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实现的权利。所以，人们好象只能说自己吃饭、恋爱、生孩子都是因为“革命需要”。“历史”“人民”“阶级”等概念也经常在脱离人的生活的抽象意义上被使用，因而也就抹杀着人的感性存在。这种倾向反映在以往不少的文艺作品中，则无血无肉的概念化人物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