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回到祖国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我们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生，没有一刻不惦记着祖国。今年五月间上海解放以后，回来的人慢慢多起来。 我们是七月十七日离开旧金山的，人人都很喜欢，因为从此再不要受那种对黄种人歧视的闲气，也不要看那种建筑在罪恶与金钱上面的所谓文化生活，更不愁今后怎么办——因为我们是要回到解放了的新中国去了！
同船回来的中国同学有五十五人，其中二十八人是到平津京沪等解放区的。只有两个人要到台湾，其中还有一个是因为家在台湾，要回去看看。船行四、五日以后，很自然的，方向相同的就容易聚在一起，到平津京沪的人，每天至少开两次讨论会，多半在早饭后和晚饭后，每次先由一个同学报告一个问题，再由大家讨论，内容多着重于新中国建设的问题：如资源的调查，动力的设计，工业的发展，交通的发展，农业的改进等。此外也有苏联的介绍，辩证法唯物论、马列主义的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快到日本的时候，我们开始用自己带着的短波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的广播，当我们听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的时候，心里非常快乐。虽然干扰很厉害，而船上的美国水手们又在旁边看着，但是我们仍然每晚都要收听，有时候一直听到深夜十二点以后。
到香港后、再换船来天津，同行的有二十四人，在开船之前。香港的海关来检查了，起先有一个人走过来。对我们说，如果我们愿意出一点钱，就可以不检查。当时我们听了很愤慨。告诉他说：“我们没有钱，要检查就来检查好了。”于是一会儿就有三、四个海关人员过来了，他们藉口我们几位同学带的五架无线电收音机没有登记，犯了他们的法，把收音机都拿了去。有一位英国人，态度之傲慢，言语之无礼，实在令人难堪，他还说要送法院听候法官决定。因为第二天船就要离开，我们决定由一个人牺牲船票，卷着铺盖下船，在香港和他们干一下，可是到第二天早晨，不知怎么地另外一位英国人又说，只要每架收音机上税港币五十元就可以不必到法院了，他们的“法”原来是只要有钱就可以变更的。
在到达祖国海岸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海上开了一个“波浪晚会”，全船的二百位旅客，四分之三都来参加了，节目有唱歌，秧歌舞等，大家都因为要平安地到达解放后的祖国大陆了，心里非常高兴。
八月十一日船抵塘沽口，海关的人员，水上警察等等都非常有礼貌，办事是认真的,态度是和蔼的，使人立刻感到新中国的新气象，海关上来的马同志最使人印象深刻，我们围着他要唱歌，他就唱了“打到台湾去”“我们是工人阶级”，赢得大家热烈地鼓掌。
二百多位旅客的行李经过检查。我们觉得，为了严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混入，这种检查是完全需要的，应该上税的东西都由旅客们自己拿到海关去上税。在这里，什么贪污、行贿、无理的留难，都一扫而空了！由于检查人员的态度和蔼，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到了解放区，我们的人格才真正受到了尊重。
八月二十六日晚上，华北人民政府，特地招待我们，最先是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周扬先生出来和我们谈话。他说：“欢迎诸位回来共同建设新中国，不过希望诸位不要把解放区过分理想化了；这里在工作上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需要我们共同来解决。我们共产党人唯一可靠的武器就是相信人民的力量，离开了人民，一切都没有了。”
我们同学中有人提出现在有些美国资本家，一听到“共产主义”就觉得非常可怕。周扬先生说：“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没有什么可怕，帝国主义是可怕的，我们将要把这可怕的帝国主义打倒，所以从帝国主义的眼光来看，我们是可怕的。”
正在闲谈之间，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俊瑞先生来了，饭后，钱俊瑞先生为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座谈会，他先将国内现在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形势作了一个简明的报导，然后说：“我们的困难仍然很多，但是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一贯的态度就是大家共同来商量，来解决，请诸位多提供意见。”
我们都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出去念书的，身边还带着国民党的护照。我们对于人民解放战争并没有什么贡献。而解放区人民政府，不但丝毫没有歧视我们，反而招待我们，使我们感到非常惭愧。回想过去在蒋管区，如果你真想把事做好，要想发动什么，建议什么，很可能一顶红帽子向你头上一加，从此你只好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可是今天共产党是随处与人民北同解决问题的。这怎能不叫我们深深地热爱解放区，热爱共产党。
在解放战争和生产建设中，共产党人，尽了最大的力量，可是来到北平以后，我们才知道一般共产党干部的待遇，是非常微薄的。从这一件事上看，使我们认识共产党的一举一动，决不是只为了自已的利益的。
有一位同学说得最好，他说：“在未到解放区之前。我还是半信半疑的。对于中共人员的刻苦耐劳，脚踏实地的干事，也以为有一半是宣传，当时我想：“世界上那有这样的事情？”可是，现在我算是完全相信了，新中国是百分之百的有希望，有办法了，过去我所有的“超然物外”的幻想是绝对地错了。是的，没有中间路线，不是向左就是向右。这是我个人一生中的转折点，回到解放区来，是太值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