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学袁隆平】怎么评价黑袁隆平

　　一面用手比着拍子，一面哼着调子。接着拿起小提琴，拨一拨琴弦，再用琴弓试一试音阶是否协调，然后拉起乐曲。虽不够专业，但却掩盖不住那一脸自得自赏的神情。这就是当年我在大学同寝室的同学袁隆平。
　　年轻知识分子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每天早上我们都会照照镜子、理理头发。他的头发较硬，不大听话。而我梳头则较顺利，他就叫我“顺毛驴”。他重视身体锻炼，讲究倒三角的上体造型。不时脱去上衣，亮出结实的胸肌、腹肌、二头肌。他能用双手握住一根木棍，两臂平行，然后从体前越过头顶，翻到身后。这样高难度的动作，我像看杂技表演一样,目瞪口呆，而他却轻松自如。不论是在嘉陵江畔还是北温泉游泳池，他那标准的自由式激起的浪花，驱使身体快速向前，总是冲在众人最前头，更是让我望尘莫及。
　　抗战期间，我在重庆博学中学读初中时和他相识。我们同上一个班，同住一间大寝室。他睡上铺，我睡下铺。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武汉博学中学读高中。解放前后，我们又不约而同从北碚相辉学院转入西南农学院农学系。他比我早两年毕业,在湖南先从事教育，尔后转向研究杂交水稻。我到泸州先从事旱粮研究，尔后从事农业科技管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去成都开会，中途在隆昌火车站下车，专程转车来泸州看我，不料我也出差，未能见面深感遗憾。
　　由于“自花授粉作物也有杂交优势”的理念根深蒂固，袁隆平致力于杂交水稻育种研究始终不动摇。“文革”期间，有人把他的杂交稻秧苗扔进水井，他硬是冒着风险把秧苗从井中抢救上来。更让他难堪的是，水稻育种同行对他的杂交稻育种持否定态度。在舆论上让他受压力，工作实践中也增加诸多困难。而他坚定地发出“就在杂交水稻这棵树上吊死”的铮铮誓言，全力投入，更加兢兢业业。他深知杂交稻的产量优势主要表现在杂种第一代，需要年年制作才能满足生产需要，涉及多系配套，技术复杂，不是单枪匹马，孤军作战所能奏效的。他勇于带头将种质资源材料与人交流。在有志于杂交稻育种同行的协作配合下，逐步构成全国杂交稻协作研究的大格局。众志成城，终于开创出崭新的杂交稻三系配套制种技术及与其相适应的栽培措施，杂交稻终于成功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杂交稻育种在生产上不断结出硕果，促使稻谷大幅度增产，为造福中国和世界人民作出巨大贡献。他也因而名扬全国，享誉九州，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方稻区水稻育种协作攻关考察时，我在长沙和他见面。老同学重逢那份欣喜自不必说。站在橘子洲头，我想起毛主席“携来百侣重游，忆往夕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词句，这不正符合对我和这位老同学的现实写照吗？他送我一袋桔子，一张美国休斯顿的留影，一本英文杂交稻专著和一包杂交稻种。此境此物，此词此人，相映相衬，更显示出我们这次相聚的意义深远。他谈及为了加速杂交材料后代繁育，连续一二十个冬季都去海南岛“南繁”、而顾不上与家人团聚过年的奋斗历程，令我钦佩。
　　2009年1月26日，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袁隆平郑重表态：“再过十来年九十多岁时，把杂交水稻的亩产从现在的八九百斤提升到一千公斤。并且促使全国杂交稻的种植面积从现今的六千万亩扩展到两亿亩。”
　　而今，我们都是年过八旬的高龄老人。我是顽疾缠身、药物不断，很少迈出家门的病号；而他则是把坚强意志与雄健体魄结合得如此完美的强者，他和他的团队成员还在下田操作，去各地走访考察，积极筹备即将召开的“作物杂交优势利用国际学术大会”，为进一步实现水稻杂交优势利用的既定发展目标而奔忙。
　　（作者单位：四川省农科院水稻高粱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