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小社会”下的评奖|取消 政府 评奖

　　人是需要鼓励的，一个人做出了闪闪发光的业绩，社会给他一些物质或精神的奖励，比漠视他的付出，肯定更能激发其继续前行的决心。对社会中人而言，能不能够获得某种权威奖项，也是判断某个人人生成就的一种简明手段。虽然许多时候，一个人的成就未必可以跟奖项画等号。
　　不过，奖励的声誉是要靠公平公正的规则来维护的，否则，你获得的奖励再高，也很难从内心里产生成就感，公众也未必真的将你当盘菜。
　　1983年，中国作协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按照评选结果，舒婷的《双桅船》名列第二，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评委会采取了以资望为主兼顾年龄的方式，将舒婷排在一等奖的倒数第二。就是这样，有人也不干，他们给中国作协的上级主管部门写信，指名道姓地说，像舒婷这样的年轻作者不能跟艾青等大诗人并列。原信谁都没看见，是由中国作协一位分管评奖的书记传达的，他同时传达了作协“上级”的指示，要求重新考虑评选结果。结果就评出了这样的怪胎：一等奖七名，全部是老诗人、有“定评”的诗人；二等奖三名，全部是新诗人，有“争议”的诗人；舒婷最后位列二等奖末位，也就是整个奖项的倒数第一。
　　还是一个文学评奖的故事。1979年，韩少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他早期的代表作《月兰》，小说通过描写善良、勤劳的农村妇女月兰惨死的故事，揭露了“左”倾的严重危害，深刻剖析了导致月兰鸡死人亡的社会根源。作品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在当年的全国短篇小说评选中排名第七。本来是铁定获奖的，结果却因为相关领导认为这篇小说描写了社会阴暗面而被强拉了下来。
　　时代发展到现在，因为资历和领导的强行干预等原因导致获奖结果变动的情况越来越少，然而，另一种现象却在出现，那就是评奖中的官本位意识越来越强。许多挂名“国家”级的所谓评奖中，排名靠前的往往是有关或无关的各级各界官员。
　　按照常理，一个人是否得奖，完全取决于他实际做出的贡献，但在中国式评奖中，资历、声望、领导意图、职位之类，这些东西却往往成为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奖至少是其获奖等级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样的奖励，得到的不觉得如何光荣，没有得到的往往会因为不公而生出愤恨，助长了社会上拉关系、走后门、买官卖官的歪风。
　　中国式评奖之所以变味，其实是“大政府小社会”下的权力在作怪，自然也就无处不显现长官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