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概念 [公共陶瓷艺术的社会性]

　　几百万年以前在人类筑巢而居的时代就已经学会群体生活，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演变成独特的文化。社会就是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占据一定的空间，由无数独立个体构建而成的群体。群体中的人或人类社会空间中的自然物，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存在的属性构成人或物的社会性。艺术作为人类创造的文化形式，社会性的显现是必然的。例如唐代周笔下的簪花仕女的丰满圆润，唐三彩骏马的骠满臀圆，唐代陶瓷造型中较大弧度的外张曲线，颜体书法更是庄严而浑厚，无不体现唐人的自信张扬，是唐代繁荣昌盛、丰衣足食、自由开放的社会形态的写照。
　　公共艺术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我国，它最表层的意义是在公共空间中的艺术作品、艺术设施等。而公共艺术的含义不止于此，作为暴露于社会中的客观存在物，公共艺术的外在形式及精神内涵必须是适应社会、有益于社会的。外在形式具有美化环境的基本功能，精神价值有益于社会功能的实现，只有这样的公共艺术才能被社会接纳，成为社会生活有机的一部分。公共艺术在超越物质本体、超越美学价值之外，将公共、大众和艺术联结而形成一个特殊的文化取向，呈现出当代社会文化精神，成为社会文化的代言人。美学价值与社会性，成为公共艺术创作中两个并重的核心问题。
　　“这是我们的自豪和尴尬。一般而言，从事公共艺术的人都是经过某种和美学有关的训练的‘专家’，是具备某种学养的精英，同时也是精英话语的传播者，而公共艺术的大众服务功能和对大众意识的开采，又让他们不得不怀有一种平民心态，而大众意识中的平庸部分又和自己所怀有的学术理念对抗，这构成公共艺术的思索痛苦。”[1]自豪与尴尬的矛盾，在以陶瓷为艺术媒介的公共艺术创作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与追求个性的当代陶艺相比，公共陶瓷艺术材料的物质性没有变化，而创作对于主体的意味却有根本的差异，除了美的考量之外，公共陶瓷艺术创作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公共陶瓷艺术创作者需从工作室中走出来，深深的思索艺术的社会性问题。
　　一、公共陶瓷艺术是当代陶瓷艺术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陶瓷应用于公共环境的历史源远流长，如西周的板瓦、简瓦，战国的印纹砖，汉代的画像砖，北魏烧造的琉璃瓦等。时至今日仍留存着古代陶瓷的不朽之作，金碧辉煌的皇宫建筑和九龙壁，广东佛山祖庙山门正脊的陶塑瓦脊公仔等，气势恢弘、壮观。古代陶瓷应用于公共环境大多是作为建筑装饰，使建筑更加华美适用。当代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城的发展，城市“文化装饰”的需求，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公共艺术”运动。近年来陶瓷艺术以一种新的形式介入空间环境，成为公共艺术的媒介材料。罗丹说过：“艺术的生命就是从材料里生长出来的。”[2]陶艺以独特的品质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艺术领域，自由的泥性、釉色之美、烧成之美，人与泥、火浑然天成的情感交融，使陶艺具有了一种内在的适于交流、宜于接受的特性。进入广阔的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是当代陶艺具有挑战性的新的发展方向。
　　如果说美术馆、博物馆、画廊、刊物、艺术展览与交流等等是美术社会化的重要途径，那么要真正实现美术的社会化，必须解决艺术品与大众经常性的接触，即美术品进入人们的生活空间。[3]公共陶瓷艺术是当代陶艺走出展览场地，进入社会的重要途径。我国已故的原中央工艺美院教授、雕塑家郑志先生曾把建筑工程、环境艺术紧密结合的陶瓷称为“大陶瓷”。早在八十年代初期，他就大胆预言：“大陶瓷”在未来的屋顶范围、地下城市，城市雕塑和环境艺术等领域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4]公共艺术不仅是城市空间中的物化的构筑体，还代表了艺术走向大众、走向生活、走向社会的新的艺术理念。
　　当代陶艺介入公共艺术的成功典范当属著名陶艺家朱乐耕为韩国麦粒音乐厅、美术馆所做的一系列公共陶瓷艺术。麦粒音乐厅的内外墙面及走廊都用陶瓷艺术装饰，这座建筑因此被誉为“陶瓷宫殿”。大厅名为《生命之光》（图1）的抽象壁画，以白色作基调，高低起伏的律动，结合光影的投射效果，巨大墙面像花的海洋，以一种排山倒海般的气势向观众逼近，让人感受到一种正在爆发的生命的力量。另一组壁画《时间与空间的畅想》（图2）有十多幅较小的壁画组成。布满了音乐厅的墙面，不同色阶组成的金秋般的暖色营造出丰富的、斑斓的，但却是宁静的、平和的美。[5]陶瓷艺术在公共空间中不再是纯粹的艺术创作，还涉及建筑的适应性以及音乐厅声音反射效果的独特要求，通过陶艺家与建筑设计师和音响设计师的通力合作，实现了艺术与建筑、技术的完美结合。陶瓷艺术的社会化，不是简单的展示空间的转换，需要有综合的知识积累以及多元的视角才能实现，它是一项复杂在而艰巨的任务。
　　二、个性与社会性的博弈
　　自西方15世纪文艺复兴启始，艺术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与桎梏成为独立的价值领域。人的尊严和自由的意识得以光大。19世纪开始的现代艺术高扬精英主义的旗帜，同样强调了艺术中个体经验及思想情感的重要性。西方艺术的启迪下，中国现代陶艺脱离实用的束缚成为一门纯粹的艺术。陶艺家发现了在实用之外，肌理与形式的价值，他们对艺术无功利性和形式的强调，开启了艺术日益远离生活倾向。艺术与非艺术、审美经验和日常经验完全隔离开来，现代陶艺成为高高在上的精英艺术。陶艺家的人本性空前膨胀，不断追逐着“原创”的新形式，现代陶艺变成晦涩难懂的符号，沦为与世隔绝的圈内艺术。艺术创作具有了更为功利性的目的——追求展览中出场率。艺术与生活、艺术家与大众之间的裂痕演变为无法填补的鸿沟。由于陶瓷材料的特殊性和工艺的复杂性，公共陶瓷艺术的创作群体仍然局限于当代陶艺家。但公共陶瓷艺术不是将艺术作品从陶艺家的工作室搬到公共空间这么简单。除了陶瓷艺术必须具有的审美价值，还必须实现公共艺术的社会意义。陶艺创作在个性抒发的同时还要满足社会性的要求。一方面，公共陶瓷艺术与城市生活密切相关。城市中的公共空间是公共艺术的依存环境，公共陶瓷艺术首先要适应环境，体现城市的地域性特点。其次，公共空间是大众所拥有、生活或交流的空间。陶瓷艺术创作必须反映大众文化，满足大众的审美趣味，为大众营造和谐、愉悦的公共生活空间。再次，公共艺术处于川流不息的开放环境，面对不同层次的社会人群，造型语言及表现形式应具有开放性及通俗性，以大众的审美心理为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强调作品与大众的亲和与交流、参与的关系。那些建立在个人审美趣味上的陶瓷艺术作品，虽然具有创新，独特的艺术精神，但放置于公共环境中，如不能适应环境、美化环境，达到以体验、参与、互动等方式使社会公众分享艺术的社会性目的。这样的作品只是工作室中个人作品的无限放大，并不具备公共艺术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