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正予 [政与文　权与经　流与变]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曾经长期居于最重要的领导岗位，在指导和规范现代中国文艺走向上，毛泽东也具有空前的重要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仍然会在重要的年份得到文艺界人士的纪念和座谈，可见它的显要地位。
　　在这里，需要明确我们思考的基点。毛泽东与中国现当代文艺史的关系的独特性在于，他是一个对古典文学和文化造诣很深的政治家，《讲话》是从政治家的角度谈文艺，而不是单纯的文艺论著。更进一步地，毛泽东是作为整风运动这一大的政治举措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谈。而且，《讲话》同时还具有权力的支持。毛泽东作为中共的最高决策者，能够将自己的构想贯彻到各级权力机构中去。政治、权力、文艺，由此组成一种非常复杂的纠结。
　　就以与《讲话》缠绕在一起的王实味事件而言，延安文艺界公开地向王实味发难，是在《讲话》发表之后，又因为王实味写过《野百合花》等“毒草”，就被认为是文艺界人士遭遇文艺上的批判。究其实，这恰好是借文艺而谈政治的一个例子。《毛泽东年谱》之1942年上半年，有着如下记载：“四月初的一天晚上，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矢与的》墙报。从三月二十二日起，《矢与的》的最初三期连续发表了王实味的三篇文章。毛泽东看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王实味遭到清算，《野百合花》当然是受到指责的，但是，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整风运动之始，王实味错误地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在中央研究院要求实行政治民主，由研究院全体成员投票选举整风运动的领导班子，由此对罗迈(李维汉)的权威形成严重的挑战。这当然和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设想南其辕而北其辙。至于所谓“舞回金莲步，歌转玉堂春”，我倒觉得言者固然无罪，被批评者也无可厚非。我曾经在现场谛听过来自延安的老艺术家高鲁讲述在延安跳舞的情形，娱乐条件非常简陋，舞会中间休息的时候，人们排队去领取胡萝卜什么的作为点心，参加舞会的领导者们也不曾例外。前方在浴血抗战，但在漫长的抗战中，人们也需要休息，需要调剂生活。如贺龙批评丁玲时所言，朱总司令跳跳舞有什么不得了呢?王实味遭咎，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政治，他所获罪名，“反党集团”，“托派分子”，也都与文艺无干。
　　说到毛泽东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要求，毛泽东采用的词语是，“文化的军队”，“有力的武器”，毛泽东规定的文艺的功能是用来打仗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还是上面所言，他不是在建构学院派的文艺理论，而是作为政治家所言。问题的复杂性，又使我们找到了为毛泽东的功利性的文艺观进行辩护的理由。比如说，自从梁启超倡导“新小说”以来，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就是20世纪中国文艺的一脉主流。从骨子里来说，梁启超并非一个称职的小说家，他倡导“小说界革命”，并不是为了创造新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而是如他所言，新一国之民，新一国之政治，新一国之道德等社会目标。为此，他还不惜亲自操刀撰写了没有多少小说味的《新中国未来记》，表达他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性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们，在严格意义上讲没有一个是纯粹的文学家，他们鼓吹“文学革命””却不遗余力。与之相应的，是弥漫在觉醒的启蒙思想家们心中的那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时候，这种紧迫感和使命感，可以说是达到了最为严峻的顶峰：一方面，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大片国土沦丧，蒋介石对边区的围困也达到高潮；另一方面，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来势汹汹，美英军队节节败退，形势不容乐观。在许多时候，救亡都是第一位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艺不能不抑制自身的审美创造要求而让位于唤起民众、拯救危亡的第一需要。时值延安在经济上也遭遇极大困难，物质供应高度匮乏，却仍然保持了鲁艺和文艺团体的存在。毛泽东将文艺看做是宣传教育的一种，斗争武器的一种，从宣传教育功能和斗争武器的角度论文艺的作用，就具有了相当的合理性。
　　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延安的文艺家们面临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这就是如何面对新的生活，认识新的生活，如何解决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问题。
　　毛泽东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来到延安的文艺家们必须解决的新环境中的新问题：第一，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艺家，进入新的环境，本来有充分的条件，实现文武两支队伍、两条战线的结合和融合，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一自觉，没有作出应有的努力。第二，文艺家们是需要读者和观众的，而且需要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观众和读者群，那么，在新的环境里，从各级干部到普通民众，都是文艺家们创作的接受对象，意识不到这一重大变化，仍然固守原先国统区和亭子间时的创作倾向，显然会陷入盲目创作、不问对象的困境。第三，背对自己的创作对象，文艺家们只顾自说自话，不去了解工农兵及其干部的工作、生活、情感和喜好，当然也无法与他们进行沟通，无法产生对话和互动。
　　文艺家及其所归属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的隔膜，在现代中国进程中，确实是一个在现实中至关重要、解决起来却又非常棘手的大问题。鲁迅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在回顾20世纪之初的中国历史进程时，将具有革命性和启蒙意识的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间的精神鸿沟表现得惊心动魄。在抗日根据地，这种状况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普通的民众，不但在政治上作为新的社会主体，和抗日战争的主力军，走向自觉的斗争，而且他们有理由有条件向文艺家们索取文艺作品，接受文艺的教化和娱乐作用。作为工农大众以及由工农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要满足他们的最基本的最合理的享有文化生活的要求，也是义不容辞的。同时，从人类发展的历程看，在人类社会沧海桑田的变迁中，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参与和享有社会权利包括参与和享有文化权利的主体，总是在沿着由少数到多数、不断扩大其社会主人公的数量和质量的路径而演进的。今天的学人喜欢引用的一句话是，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奋斗。这也是上述历史规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进一步而言，文艺创作作为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有着相当的差异性。物质产品的占有和消费，是有极大的限度的，其能服务的对象数量是有限的。作为精神产品的文艺创作，所谓非物质的文化产品，却是很少受到这种限制的，它可以同时为最大多数人所欣赏和传播，不但不会贬低其自身的价值，而且其传播和欣赏的人数越多，它的教育和娱乐功能就发挥得越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