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客寓意识及其诗思_李白“客寓意识”下的“有我之境”探微

　　松浦友久提出的“客寓意识”的渊源基于李白的生地和家系。关于李白的籍贯，近人胡怀琛先生对其叙述很有概括性，他列举八说：　　（1）锦州——魏颢《李翰林集序》　　（2）广汉——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新墓碣》
　　（3）巴西——《新唐书·文艺传》
　　（4）山东——《旧唐书·文苑传》
　　（5）陇西成纪——李阳冰《草堂集序》 范传正（笔者认为是裴敬）《李公墓碑》
　　（6）其先世谪居条支——李阳冰《草堂集序》
　　（7）其先世一房被窜于碎叶——范传正《李公新墓碑》
　　（8）其先世以罪徙西域——《新唐书·文艺传》”【1】
　　经不断地考证，对于李白的生地主要有三种说法：（1）蜀中说；（2）山东说；（3）西域说。松浦根据对现存相关史料的客观研究，认为李白在5岁左右从西域某处移居蜀地的论断大致是唯一有说服力的说法。
　　对于李白的家系约有三种不同的看法：（1）追认基本史料的记载，认为李白是东晋五胡十六国之一的西凉武昭王李的子孙；（2）对基本史料予以批判，认为李白出身于西域的少数民族；（3）认为李白出身于汉民族而非李子孙。松浦的观点是西域异民族说，他认为李白出生于西域，其家庭是异民族，这就决定了李白在以后的成长过程中，“在与传统的士人社会的关系中，，特别容易产生由所谓的‘参与愿望’和‘疏离感’复合而成的独特的感觉和心情”【2】，。
　　松浦认为李白在蜀中生活的时期是形成其客寓意识的关键时期。从五岁到二十五六岁李白在这里度过的二十多年是思想意识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对李白客寓意识深化的是其父亲的异民族移居者经历，其父一生没有正式的汉人名字，一直被人以“客”这一通称来称呼，在蜀中的生活体验中，身为少数民族之子、商人之子而被科举拒于门外无疑深化着李白的客寓意识。李白有显赫高贵的门第却完全生长在一个富商的家庭里，高贵与低贱这一对矛盾在他身上差错地统一在一起，连名字也不能公开的商贾的父亲以及讳莫如深的家世又给李白进身士林带来难以逾越的障碍。
　　而松浦认为最能鲜明地表明李白的客寓意识和基于此而形成的客寓的诗思的，是两度长安生活中天宝初年的长安体验，特别是以“谪仙”称呼为内核的李白诗风，以及将这种文学的社会的体验在言行上的自觉性。“谪仙”是贺知章对李白的赞誉，“谪仙”意即“因得罪而从道教的天界被谪往地上的仙人”。“谪仙”这一意象本身的属性有三点：一是“才能的天才性、超俗性”【2】；二是“对社会关系的非恒常性、客寓性”【2】；三是“言论举动的放纵性、非拘束性”【2】。这一称呼与李白的内在性格特征相合，为李白所接受并引以为豪，这从李白创作的诗歌中大量使用“谪仙”这一称呼即可看出。“谪仙”的称呼强化了李白的客寓意识，同时成为李白诗歌中以及其他人的文学作品中的李白形象。
　　“谪仙”的称呼在给予李白压抑作用的客寓意识加以质的转换时发挥了极大作用，“作为基本的压抑和郁屈要素而持续发挥作用的客寓意识，由于与‘谪仙人’这一有荣誉的‘具体性’的观念形象联结在一起，因而转化成具有更多自由和放恣、放纵的要素而发挥作用” 【2】。这也是李白何以如此挚爱这一称呼的本质所在。加上李白卓越的才华、孤傲的性格、深受道教的影响更使这种放纵性达到极端。这种放纵性不仅表现在李白创作的多首《谪仙歌》，还表现在李白在朝廷中更为彻底的放纵言行。比如“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旧唐书·文苑传》、“时公已被酒于翰林中，乃命高将军扶以登舟”（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
　　然而这种极端的放纵性，给了李白心理满足感的同时，却并不能消除李白作为一个伟大才子的孤独。李白一生都在试图用各种方法以期赢得在朝人士的欣赏、推荐、提拔。但仕途上处处碰壁，加之其天赋的才华、浪漫的豪侠个性使他常有自命不凡的特异感和优越感。这种“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的孤傲使他从自我意识上把自己从芸芸众生中分化出来，独来独往，天马行空，卓然独立，但同时也使他深感阳春白雪和者寡的寂寞，走向世无同类的孤独。客寓意识下被边缘、成为“他者”、政治抱负的一次次破灭、自命不凡的孤傲让他在孤独中挣扎，向“自我”寻求救赎，在“有我之境”中寻求解脱。
　　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叙述的角度总是以第一人称居多，“我”“余”“吾”等字眼常常以惊人的频率出现：“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古风·其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古风·其十九》）“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梁甫吟》）“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梦游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毋庸置疑，李白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与他深受道教思想的影响分不开。蜀地是中国唯一的宗教——道教的发祥地，四川大邑鹤鸣山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青城山是天师道发源地，并成为中国道教的主干。李白早年深受道教影响，以至终身学道，孜孜不倦。炼丹，受箓。甚至“尝学道穷冥梦，梦中往往游仙山”。
　　“作为一种宗教文化，道教割断了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血缘纽带关系，使个体摆脱了对他人及社会群体的依赖，从而有了走向自我的可能”【3】李白作为一个道教徒，独特的生地和家系、漂泊不定的漫游经历、卓越的才华使他更容易走入自我，而且“道教又突破了道家的限制，不仅不再是对自然规律一味地顺从，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力图超越于生老病死等自认规律之上”【3】 。当时的道教徒在人生追求上，既摆脱了儒家所提倡的个体向群体的归依，也背离了道家所倡导的个体生命对自然规律的顺从。
　　作为自我意识最强烈、个性色彩最突出的诗人，李白更是高扬个体的自我意识，生存在“有我之境”里，始终不能超越自我，与他人、外界和谐相处。客寓意识下他的极端放纵，恃才傲物，又使他在政治上连遭挫败，受到权贵们得排斥挤压。这种不得志反过来又加剧他的孤独感，致使孤独成为李白一生无法摆脱的梦魇。
　　参考文献：
　　[1]《20世纪李白研究论文精选集》 太白文艺出版社 第15页
　　[2]（日本）松浦友久著 尚永亮译 《“客寓”的诗思：认识李白的基准》湖北大学学报1999.11月 第26卷 第6期
　　[3]陈炎 李春红 《儒释道背景下的唐代诗歌》昆仑出版社 2003版 第6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