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中的阶级、血缘和亲情_血缘亲情

　　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进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王彬彬在《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里考察了1949-1979年间的大量文艺作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歌曲创作、始于1958年的“***”民歌运动中的新民歌、1961年6月问世的歌剧、**期间的小说创作。通过考察，王彬彬发现这30年间的文学呈现出逐步以阶级情取代血缘情的趋势。王彬彬在此文结尾将眼光投向“**”结束后的文学创作，并指出对亲情的书写和对阶级与血缘的反思重新进入文学创作。本文正是以此为叙述起点，将亲情、血缘和阶级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探讨1978年以后的文学创作。本文主要选取的五部作品，从《伤痕》、《墙》、《奶奶的星星》到《兄弟》、《老人鱼》，它们叙述了同样的历史事件，使用了同样的话语素材，但内在逻辑不一样，与血缘相对的冲突物的选取亦有不同，以及对于谁之罪的思考方向各不相同。笔者通过对这些不同因素的分析，试图解答文学如何从描写阶级情替代血缘情到重新审视亲情与血缘，将它们从阶级和政治的固有框架中剥离开来，回归自己本应属的位置(关于当代文学“情感政治”的研究，近年文章中另可参见吴俊《情为何物情何以堪——共和国文学初期的情感政治》，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5期)。
　　一
　　卢新华的《伤痕》发表于1978年8月，与此前刘心武的《班主任》共同引发了一个文学创作潮流：“伤痕文学”。为什么率先发表的文章并没有成为一个文学潮流的命名呢?或者说，在相似的题材里，为什么会选择《伤痕》作为命名呢?难道只是因为“伤痕”一词比较适合作为一个文学潮流的名称吗?其实这其中的细微选择显示了文学创作的一种倾向，即对亲情的重新叙述和对血缘与阶级关系的重新思考。
　　作为“伤痕文学”发轫之作的《班主任》从教育角度出发，借用三个学生的不同思想状态叙述了“四人帮”及*****对青少年的影响。而《伤痕》讲述了女儿与母亲间无法弥补的遗憾，以此反映“四人帮”在情感上对人的伤害。观之对“伤痕文学”的评论，往往提到《班主任》遗憾之处是仍旧用“**”话语批判“**”，而对比《伤痕》，因为小说从亲情这个视角出发，呈现了人物情感上的伤害，所以展现了对“**”更有力的反思，也是对“**”文学的更有力的反动。这种后观式评论定位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文学对亲情叙事的呼唤。
　　当然，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伤痕》中对人性与亲情的展示有很大局限性。事实上，在发表《伤痕》的同时，关于小说对人性和亲情表现不足、有悖常理的意见已经出现。时任《文汇报》总编辑马达在《(伤痕)发表前后》一文里回忆：
　　这篇小说总的说来写得还是流畅的，感人的，但有个别情节，如王晓华下乡后九年与家中不通音信。**自我爆炸后，小苏提出她母亲可能是受迫害的，而小王却一口回绝及至平反后，病重的母亲写信。渴求与女儿见面，小王起初犹豫不决——这些描写实在有悖常理和人情。但瑕不掩瑜，这并不影响整个作品的积极意义。
　　马达记忆中的阅读感受与《文汇报》不断要求卢新华修改的内容不同。当时对《伤痕》提出的修改要求仍然以政治正确为首要标准：比如“重点的是小说第一句说除夕的夜里，窗外‘墨一般漆黑’，有影射之嫌；故后来改成‘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同时加一句：‘这已是1978年代的春天了’；又有车上‘一对回沪探亲的青年男女，一路上极兴奋地侃侃而谈’，亦修改成‘极兴奋地谈着工作和学习，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一直给王晓华以爱护和关心的‘大伯大娘’，则改成‘贫下中农’；而最后，因为据说感觉着太压抑，需要一些亮色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于是又有了我笔下主人公最后‘朝着灯光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走去”’。阅读感受和实际修改内容之间的差异体现了藏匿在阶级观念背后的政治正确性思维依然凌驾于刚刚苏醒的血缘亲情。
　　值得一提的是卢新华在《(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中提到的细节：
　　因为赵丹先生打算拍《伤痕》，我与他们一家人也就相熟了。有一天，赵进忽然有些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知道是谁决定发表《伤痕》的吗?”我有些懵懂，他于是说：“我和洪泽的女儿是同学，有一天她亲口对我说，‘知道吗?《伤痕》是我发表的。’我问她怎么回事，她就说她有一天回家，她父亲坐在外面阳台的藤椅上读报，见她回来，马上招呼她：‘快过来，《文汇报》送来篇小说要我批示，你帮我看看，要是好的话，我就签了。’她忙接过来，一口气读完，结果大哭，就抱住她爸爸的脖子，说，‘爸，发表，要发表!这样好的小说一定要发表!“可这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呦，你不怕再受连累?’她爸爸就和她开玩笑。‘不怕，你不发表我就和你断绝父女关系!’她也撒起娇。‘那——我就签了?’她爸于是说。‘签，快签，现在就签!’她说，一把抓住她爸拿笔的手。就这样，《伤痕》很快见报了。”这是一个未经多方证实的故事，然而我还是很相信它的真实性。我也不怀疑，像洪泽这样在“**”中受过许多迫害的老干部，读《伤痕》一定感同身受，情感上也一定支持发表，只不过女儿读后的强烈反应更进一步坚定他的决心罢了。所以，马达先生送呈洪泽批示，洪泽先生倾听女儿的意见，其实都是在内心已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意见后，为了心里觉得更踏实些，故向最亲近的人们寻求一种精神或情感方面的支持与鼓励。
　　这个关于发表的小插曲是没有被证实的，但卢新华主观上的相信却显示出他对《伤痕》之所以获得成功的判断正是基于小说中亲情、人性的展露。事实上，现实生活中父女间的亲密小细节进一步证明了小说使用的亲情元素成为其获得认同的关键。
　　《伤痕》和《班主任》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时隔六年，史铁生的《奶奶的星星》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其内容也是对亲情的重新叙述。
　　二
　　史铁生《奶奶的星星》讲述了奶奶晚年的生活。这篇以奶奶命名的文章并非单纯的在追忆奶奶，它融合了史铁生对自己幼年的回忆，以及对“**”的思考。写作素材的复杂使这个文本在显现亲情复归倾向的同时，也展现出血缘与阶级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