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相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一 　　 　　公元前213年，大秦帝国已经度过了8个春秋。秦始皇为缔造这个大帝国，整日忙于国家的制度建设，巡行全国各地。秦始皇为他所取得的成就而踌躇满志。于是，在咸阳宫殿举行盛大的酒会来招待他的群臣百官，参加酒会的还有博士70人。
　　在酒会上，博士们向秦始皇祝寿，仆射周青臣近前颂扬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当年，秦国地不过千里，幸赖陛下神灵明圣，评定海内诸侯，放逐四方蛮夷。凡属日月所照之地，无不入贡朝见。今以诸侯国为郡县，人人安乐自得，无有战争的祸患，并将传之万世。自上古以来的圣王，都比不上陛下的神威与恩德。”
　　秦始皇听罢周青臣的颂词，很是喜悦。这时，博士淳于越近前说道：“臣听说殷周称王天下，千有余年。封子弟功臣为侯，用来辅助自己。今陛下领有海内，而弟子却身为平民百姓，如果出现晋六卿、齐田氏那样的纂逆之臣，天子无有侯王辅助，靠谁来救援自己？凡是不效法古人而想长治久安，是从未有听说过的。近日，青臣在圣上面前阿谀奉承，来加重陛下的过失，他并非是忠臣。”
　　秦始皇并不赞成淳于越的观点，将淳于越与周青臣所争论的问题“下其议”，交给大臣们讨论。
　　这时，丞相李斯驳斥淳于越说：“五帝不相互重复，三代不相互因袭，各自都得以把天下治理得很好，而不是相反，这是时代发生了变异的缘故。今陛下立大业，建万世之功，当然不是那些愚陋的儒生所能理解的。况且，淳于越所说的是夏商周三代的事，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当年，诸侯并立，相互争雄，所以才用重金招至游学的人士，为己出谋划策。今日，天下已经平定，法令出于一统。百姓当家，则致力于农工本业，人士则学习法律。今儒生不学习当今而效法远古，用来非难现时，祸乱百姓。”李斯并向秦始皇提交了《焚书令》8条，建议凡属医药、卜筮、种树方面的书籍可以收藏，其他的如史官所收藏的历代史书（除秦国的史书《秦记》外）、民间收藏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一律焚烧。
　　秦始皇对李斯的《焚书令》大加赞赏，正中了秦始皇的为了维护他的大帝国的统治，消除秦帝国在帝国建制中所面临的危害，起了重要的作用。于是，他批准了《焚书令》。这样，在中国文化史上一场骇人听闻的焚书浩劫随着《焚书令》的下达而发生了。
　　
　　二
　　
　　公元前212年，由于秦始皇在一片颂扬声中的自我陶醉，以至于竟有时脱离现实，异想天开地寻访长生不老药，被所谓的仙人徐福、卢生等欺骗后，心中渐渐地产生了怀疑。然而，寻求仙药一事早已张扬得人人皆知，就连他自己也时时自称“真人”，便也只好耐心等待，仍然盼望着真人降临，寻求到仙药。然而，卢生等人的逃走以及此事在京城中所引起的纷纷议论，终于使秦始皇有几分清醒了。他所尊崇的方士逃走了，骗局终于真相大白。然而，这些江湖骗子是他秦始皇从海滨请到京城咸阳，并且赏赐甚厚。秦始皇深感此事很有害于他皇帝的尊严，于是恼羞成怒，不得不向天下人做一番自我表白，同时，声讨方士，并且嫁祸于无辜的儒生。
　　秦始皇说：“我上年收缴天下不中用的书，尽行除去。然后，便召集大批文学、方术之士，以兴起天下的太平盛世。方术之士们想要炼求奇药，今日得知韩终离去后终无音讯，徐福等人为寻求仙药已耗尽巨万，始终未能得到仙药，只是为了谋求奸利而已。卢生等人，我对他们尊崇厚赐，可是他们却对我进行诽谤，来加重我由于轻信他们而产生的过失。卢生是逃走了，但在咸阳城中的一些儒生借此以妖言惑乱百姓。”
　　于是，秦始皇令御史立案查问咸阳城中的儒生。儒生们相互揭发，犯法禁者460人，全部被活埋于咸阳，其目的是使令天下人知之，用以惩戒后世。这就是秦始皇一手制造的坑杀儒生一案。
　　关于杀害儒生一案，除《秦始皇本纪》的上述记载外，《史记•儒林列传》《正义》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还有这样的记载：秦始皇既已公布《禁书令》，恐天下人不遵从这一法令，便对来咸阳的儒生一律拜为郎，前后多达700人。与此同时，秦始皇为谋杀这些儒生，便秘密地在骊山陵墓区的山谷中气温暖和的地方种瓜。瓜成熟后，诏令博士、儒生们对于冬季瓜熟进行议论，人人说法不一。于是，令他们到谷中观看这一奇观，同时，在现场暗设机关。当诸生到达现场后，于众人参观之时，引发机关，土方自上而下，将儒生全部压于土中，呼救之声终于因坑平而止。
　　
　　三
　　
　　“焚书坑儒”作为一场浩劫，古今已有很多评论，它给社会所带来的灾难，人们已多有认识。现在，我们还应更全面地来看待这一事件。
　　第一，秦始皇、李斯的《焚书令》，是商鞅变法中“燔诗书而明法令”政策的继续，是秦王朝继续推行以法治路线的必然结果。这种在意识形态领域所采取的极端措施，是秦国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贯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把韩非在秦统一六国之前所提出的“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的理论变成现实。可见，焚书并非是秦始皇、李斯头脑一时冲动的产物。
　　第二，焚书坑儒事件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思想文化界的百家争鸣局面，它标志着封建时代文化专制主义的到来。尽管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一般不再采用焚书坑儒这种极端手段，但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局面，在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却从未再度出现。
　　第三，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表明秦帝国建立后意识形态领域内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是何等的激烈。秦始皇、李斯何尝不知道“焚书”、“坑儒”是一种极端手段，以至于他们在采取这种手段时，不得不通过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来为焚书坑儒进行辩护，来缓解人们对此的敌对情绪和反抗。然而，秦始皇毕竟是坚决地采取了这种极端手段，这就足以表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竞达到何种激烈的程度！
　　第四，意识形态领域里新旧两种思想斗争同统治集团内部在制度建设问题上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促使秦始皇、李斯最终下定决心在意识领域采取极端手段，一手炮制了焚书坑儒事件。正如李斯一针见血地所指出的那样，儒生们借着谈论《诗》、《书》，用“私学”来“道古以害今”、“祸乱黔首”，其目的在于“非上之所立”。指出了非难秦帝国所建立的崭新制度，是问题的要害所在。靠武力夺取天下的秦始皇，他怎能容忍儒生鼓动口舌来攻击和动摇他为秦帝国所建树的各项制度？焚书也罢，坑儒也罢，秦始皇是为了捍卫他所建立的秦帝国与帝国制度啊！
　　第五，秦始皇被他所取得的胜利与成就冲昏了头脑，这也是促成了他最终采用极端手段实行焚书坑儒的主观原因之一。秦始皇是用武力统一六国的，他的帝国秩序是靠暴力来维护的。他被自己在政治领域用暴力手段所取得的成功蒙住了眼睛，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看不到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具有不同于政治斗争的独特特点。因而，在新旧两种思想斗争中处于劣势时，他企图通过借助于暴力手段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实行焚书坑儒。结果，不仅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且在政治上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焚书坑儒与秦帝国的二世而亡，再一次向人们昭示了“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评的武器”这一伟大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