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职 生源 [北京中职“生源危机”背后的冷思考]

　　据北京市教委最新公布的数字,2010年前北京市初中毕业生将以每年1-2万人的规模递减，对此,2007年北京市有关方面计划将现有的157所职业学校再次调整、压缩到100所。
　　专家呼吁,如果招生结构不调整,北京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危机”将更加严重,“生源危机”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其实,“生源危机”已成为影响北京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事关北京中职的健康、持续发展,还从很大程度上考量着政府处理复杂问题与把握平衡大局的智慧、决心和勇气。
　　
　　自上世纪末以来,中等职业学校“生源危机”一直就是北京教育特别是北京职业教育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期,更有专家指出,在未来5年内,有三个情况是难以改变的。其一,北京应届初中毕业生数量将持续下降,降到10万人以内;其二,在北京,中等技能型人才较低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一时也难以改变。其三,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和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难以快速改变。
　　于是,一方面,随着“危机指数”愈升愈高,中等职业教育向何处去已成为北京中等职业教育战线上份量不断增加的“重”;另一方面,随着北京中等职业学校数量的不断减少和招生形势的愈加严峻,“没落”的走势也成了许多老职教人心中的“痛”。
　　“生源危机”已然成为影响北京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考量着政府处理复杂问题与把握平衡大局的智慧、决心和勇气。
　　
　　演变轨迹:十六年“冰火两重天”
　　
　　以1998年为界线,北京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先涨后跌”,可谓经历了“火冰”两重天。
　　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是北京中等职业教育的“黄金时代”。1991-1998年北京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量快速增长,从1991年的45319人增长到1998年的100620人,八年间增长了5万多人,增幅达122%。1998年北京中职招生数量更是达到了1991-2006年间的最高峰―10万人。当时,中职学校在校生人数32万,普通高中在校生人数不足20万。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比例约为6.5∶3.5。
　　因此,1998年也被认为是北京中等职业教育最辉煌的时候。
　　然而,从1999至2006年的八年间,北京中职似乎感受到了“盛极而衰”的寒意。1999年,北京开始出现招生“普增职减”的走势。至2001年的三年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一路下滑,由1999年的106901人下滑到2001年的81731人,下降了24个百分点。2002年因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和北京初中毕业生达到历史最高峰而出现中职招生的小幅反弹。自2002年以后又一路下跌,2006年北京中等职业学校共招生63860人,降到八年来的最低点。
　　与北京中等职业学校招生相对比,北京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94年开始一直保持快速上升的态势。从2003年开始,北京普通高中招生数已连续四年超过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招生职普比也由1993年最高时的69.56:30.44下降为2006年的45.54:54.46。普高在校生人数也在2004年超过了中职。
　　北京市在公布的2007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计划中,提出五年制高职计划招生3000人,三类校共计4万人;普通高中计划招生6万7千人。细究可以发现,2007年招生计划比实际毕业生人数多出8000人。对此,有着26年职业教育经历的原北京市黄庄职业高中校长吕牧指出,“2007年招生计划又比实际初中毕业生人数多出8000人,这实际上是为普高超计划扩招的后期运作服务的伏笔!2006年招生计划也曾比实际毕业生人数多出1万人,基本上为普高后期扩招提供了倾斜。”
　　八年一线,江河日下,北京中等职业学校在招生问题上似乎快要到达冰点。而十六年间“冰火两重天”的巨大反差,也难免让教育工作者感到一丝担忧。
　　
　　严峻形势:职高感受最痛,政府蓄势待发
　　
　　从目前来看,总体招生形势更加严峻,中专招生相对较好,职业高中招生情况却不容乐观。2006年,北京三类中职校共计168所,总招生63860人,校均招生380人;具体来看,中专47所,总招生27812人,校均招生592人;职业高中74所,总招生22786人,校均招生304人;技校46所,总招生13262人,校均招生288人。
　　中专之所以招生比较好,一方面是因为中专历史久,综合实力强,社会声誉较好;另一方面,也跟中专开设的二产理工科专业对初中毕业生的吸引力比较强有关系。技校由于归属行业和企业多年,在操作技能培养上很有心得,百姓也较为认可。而职业高中多是改革开放后由薄弱的普通高中校转制而来的,一方面学校基础能力不强,另一方面开设的专业多属三产服务业。因此,在新的形势下,面临家长的挑选时自然是落了下风。据说,2006年有的区县职业高中竟遭遇了只有几个人报名的窘境。
　　另外,拨款体制的不同加剧了职业高中对“生源危机”的痛彻感受。中专和技校由市里按“生均定额+专项”拨款,而职业高中则是由各区县按“教师人头费+学生综合定额”拨款的。因此,招生数量对学校所受财政拨款的影响很大。也就是说,职业高中的“生源危机”会加剧“财政危机”,进而可能会导致“生存危机”。
　　虽然北京市出于城市人口总体规模控制的考虑出台了严格控制中等职业学校对外地招生的政策,但事实上政策的执行打了一定的折扣。由于归属各区县主办主管职业高中普遍感受到了生源危机带来的沉重压力,不少职业高中都在偷偷摸摸地对外地招生,采取“2+1”或“1+2”甚至“1.5+1.5”的方式与内蒙、河北、山西等地的职业学校联合招生、联合培养。而北京市由于遭受到教育部对于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向中西部招生不力的批评压力,政府其实对中等职业学校特别是职业高中对外地招生的情况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由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政府最近几年来一直对此问题比较慎重。虽然还没有直接对生源结构进行大的动作,然而近年来特别是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200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来,还是出台了一些积极的政策措施,比如实行贫困生资助政策,逐步免除本地生源学费,希望借此能够拉动一部分教育需求;在保障供给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增加对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增强学校基础能力来增加百姓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可。这些举措得到了职业学校和有关专家的热情欢迎,也引起了社会的重新关注。
　　从最新的情况来看,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重视和关心职业教育发展的热情在增加,对职业教育在北京政治经济社会全局中的地位有新的和更高的认识,而且频频深入行业、企业、学校调查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研究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自然,中等职业教育招生问题也是其重点考虑的一项。新的计划和政策可能也会在近期出台,届时相信北京职业教育的面貌将会有一定的改变。
　　
　　危机:本质是“吸引力危机”
　　
　　专家认为,中等职业学校“生源危机”问题其实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危机”问题。
　　对普通百姓而言,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即要么能够满足孩子毕业后的高工资就业需求,要么能够满足孩子读完中职后继续升学的需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所以中等职业学校“门庭若市”,主要是它能够满足当时中职毕业生高工资就业的需求。因为,当时高学历的学生不多,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当时一般人的工资不足1000来元,中等职业学校有些毕业生月收入能达到2000多元,而且就业去向往往是大饭店、大企业、政府企事业单位等。
　　然而,到了1998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随着北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到90年代末期,中职毕业生的就业工资水平已经逐渐失去了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自1998年开始,高校扩招带动了普通高中的扩招。中等职业教育对百姓的吸引力逐渐变淡,中等职业学校的“生源危机”问题也就逐渐显现。
　　实际上,高校第一轮扩招的三年恰恰也正是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下滑最严重的三年,中职的招生数量从1998年的10万多下降到2000年的7万多。而同期,普通高中招生数量却上涨了13000人,到2000年达到66000人。1999年,北京高考招生录取比例达到80.85%,为有史以来最高。此后,一直维持在73%以上。
　　2003年是北京初中毕业生数量的高峰年,也是普通高中招生最多的一年,更是中等职业教育开始面临“招生难”的第一年。随着2003年以来应届初中毕业生数量的逐渐下降,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数量都有下降。然而相比而言,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数量下降更多,2006年首次降到7万以下(63860人),而普通高中则自2003年以来首次降到8万以下(76375人)。
　　
　　招生政策:限制太多,困惑不少
　　
　　近些年来,北京主要实行严格控制职业学校招生外地初中毕业生、严格限制职业学校提前招生(有专业限制)、限制职业高中面向全市招生(仅有几所重点职业高中可以有限制地在指定的其他区县计划招生),“死挡”考生优先统分到再次扩招而补录的普通高中、以提前招生和中招统一招生(含“补录”)为终极统计依据的招生政策。2007年中考招生工作已经明确，中专、技校不再限制在各个区县的招生名额,而职业高中没有放开可能主要是出于一种审慎的态度。
　　其实,北京针对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也曾出台过改革举措。2000年,北京曾在两个城区建立招生改革试验区,实施中等职业学校登记入学的办法,当时显示有一定积极效果。2001年,又进行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改革,允许学校根据自身条件确定招生数量,允许学校在统一考试录取招生、提前单独考试录取招生和登记入学三种招生形式中自主完成。2004年,北京实行高职教育五年一贯制招收初中毕业生。然而,这些政策除了五年一贯制仍在稳健运行外(2004年5所高职试运行,2005、2006两年保持在6所),其他政策后来都发生了变化。从总体上看,北京中等教育招生政策对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来说限制太多。
　　面对生源锐减的不利局面,广大职业学校在寻求对策的同时,纷纷将希望寄托于“中招统一考试、录取”工作的技术层面上,改变一些不利于职业学校的招生限制,支持职业学校招生。
　　北京市职业教育的生源问题如何解决?是政策确定相应比例的北京户籍的初中毕业生报考职业学校,还是顺应民意,适当调整职业学校办学规模和招生策略？实际上北京市高层领导也有很多困惑。
　　就记者看来,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政策一定要服务于政府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等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被明确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部分,主要是解决大量初中生的升学问题。因此带来了中等职业教育在上世纪末的“黄金时代”。然而,随着后来形势的变化,中等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变得模糊了。
　　
　　直辖市比较:对于北京的借鉴意义不大
　　
　　北京虽然和上海、天津、重庆同为中国的直辖市,然而由于城市功能定位、教育资源禀赋、体制改革空间都有不同,因而在职业教育发展方面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北京、上海都遭遇了中职“生源危机”,然而应对却不同。在对外地招生方面上海采取的是有所控制、不失积极的政策,而北京采取的是明令严格控制却监管宽松的政策;上海、天津都有和西部合作招生的经验,不同的是上海将联合招生控制在一定的规模,而天津却比较积极;重庆与北京最大的不同是重庆“生源”太多,一定时期内培训压力太大,而北京则完全相反。
　　通过综合比较,北京和上海有更多相像的地方,而天津和重庆则有更多类似的成分。北京和上海经济发展走在前面,城市建设日益完善,人口趋于饱和,特别是北京作为首都人口规模控制压力更大。而天津是近年来国内发展势头最猛的城市之一,作为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明确提出要建设成为具有鲜明特色和国际水准的全国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因此,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建设扩张必然引发各类人才缺口,而和外地联合招生则是迅速扩大职业教育规模的最佳途径。
　　2006年初,天津市戴相龙市长提议为西部职业教育发展增招2万名中职生。而重庆市作为国内历史最短、拥有最多人口的直辖市和新批准的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其职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迅速解决3100万人口中占大部分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就业问题。
　　由此来看,天津和重庆更具有后发优势,职业教育原有规模不是很大,今后的发展空间会更大,而北京和上海结构调整压力更大。例如,在过去的几年里,上海中等职业学校从四五百所减少到130所左右。“十一五”期间,还要调整到100所左右。
　　总体来说,国内其它直辖市在处理职业教育生源问题上的经验对北京的借鉴意义不大。
　　
　　调整:更多是教育结构问题
　　
　　一些专家认为,中等职业教育“生源危机”问题其实折射了北京职业教育深层次的结构问题。
　　1998年世界银行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贷款时,邀请专家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前景进行了调研,专家预计20年后中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将消失。1999年世界银行发表题为《21世纪中国教育战略目标》的研究报告，报告明确提出:在今后20年内应当根据地方的条件,逐步降低独立设置的中等职业学校的比例;应大力发展两年制高中后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结构的调整,要从经济增长快速,变化迅捷的城市地区开始。
　　毋庸置疑,这对北京教育决策层的决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对此,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陈宇认为,北京职业教育一要为北京市区域经济服务,为百姓服务。北京应根据北京经济社会和百姓的要求,办好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所需要的中等人才可以由外省市和民办教育机构培养。普通百姓不愿意上中职,与其政府用决策迫使一部分人读中职,不如满足民意,取消中等职业学校,改为职业培训机构,职业教育上移到高等职业教育;二要面向全国,而不是仅仅面向西部地区。要按照劳动力、生产力的规律制定政策。
　　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前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马叔平则认为,从现实来看,北京产业结构需要中职教育。亦庄经济开发区中等人才占到75%,西城金融街中等人才占到50%。因此,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不能简单地取消,他主张中高职要一体化。
　　“首先要考虑职业教育为区域服务、为不同劳动力服务的功能定位,北京市职业教育的办学规模不能仅仅从供给上来进行规划,更多应该从社会需求上进行规划。“十一五”期间北京市将需要大量的初、中等技能人才,不管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是否为外省市生源开口,同样会有适量的外来技能人才在北京就业”,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陈光表示,政府应进行政策引导,制定进入北京就业的标准,保证就业人员的职业素质。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余祖光认为,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对外招生可以试一下,招生政策可以灵活一些,比如采取联合办学形式“2+1”、“1+2”、“1.5+1.5”、高中后等等,制定系列进京策略等。
　　
　　解决之道:发展方程,参数太多
　　
　　中等职业学校“生源危机”实际上涉及到了两个重要的方向性问题,即要不要继续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怎样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前者多出于顺应一定时期内实际的教育需求,而后者调整生源结构的取向更趋于主动开拓的蓝海战略。
　　北京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的主要的蓝海有哪些呢?可能遭遇的问题主要又是什么?
　　蓝海之一:对非传统生源开刀,扩大职业培训功能。面向本地农民、失业人员、在职职工和外地进京务工人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或文化知识培训。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学校每年为社会培训六七千人,而行业就占三分之一。作为公益事业,失业人员培训政府买单;也要搞有偿培训,形成培训产业。问题不在于归属教育部门主管的中专和职高能不能开展培训,而在于应该和能够开展多大的培训量。
　　蓝海之二:招生外地学生。比如,北京市建筑材料工业学校校长张志华认为,焊接专业作为北京市紧缺专业,供不应求,而北京市的孩子又不愿就读这个专业,其他学校因为该专业投入成本太高而没有发展这个专业,而其学校恰好有这个专业优势,所以希望上级能够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允许其开拓外地生源市场。问题不在于能不能开放政策，而在于怎么放开政策。
　　记者看来,结合中职“生源危机”问题,还有三个劳动力市场变化趋势需要认真考虑。近两三年以来,劳动力市场变化传递出几个信号:第一,高技能人才短缺。企业提供高于博士的优厚待遇,年薪10万以上也难觅踪影;第二,一般技能劳动力价格因素的变化。广东和浙江等东南沿海“招工难”现象又在安徽等内地省份出现,一般技能劳动力工资逐渐上涨到1000元左右;第三,大学生“就业难”,愿意接受2000元以下甚至1000元以下的低待遇留在大城市,而用人企业反映大学生职业素养差,动手能力弱。这其实折射出了高等教育今后转型的可能。
　　总之,北京中职“生源危机”问题牵涉了太多的因素,而在北京职业教育的发展方程里,参数较多,解答不易,但如果不解答却越来越会成为发展中的障碍。
　　
　　战略选择:北京职业教育要说“不”
　　
　　中职“生源危机”是北京职业教育遇到的困难之一。但危机也可能是一次改革的契机,关键在于把方向选对。因此,北京职业教育要敢于并善于说“不”。
　　第一,北京职业教育不应该流于平庸。北京作为国内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城市以及国际交往重要城市,职业教育要与北京的地位相称。职业教育不能在低水平上重复和徘徊,要办出特色,要办出名牌,要增强国际化色彩。
　　第二,北京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政府不能再被动调整、消极等待，要有解决重大问题的清晰思路,出台积极的发展政策,在制度和体制上有所突破。
　　第三,北京职业教育的发展动力也不应该完全依赖政府，应该适当引进市场机制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在发展动力上把握好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平衡和谐。
　　第四,北京职业教育不可能也不应该走规模发展之路。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条件和优势，做大的调整以求突破。比如,部分应用性本科要转向高职;再比如,大力加强培训,把培训作为战略转移重点。
　　第五,北京职业教育的生源结构不可能再单一化。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拓宽职业教育招生范围,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和学习型城市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认为,过去十年,北京职业教育主要是在学校布局结构和专业结构以及课程体系上调整,未来北京职业教育应该主要在生源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调整。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指导方针应该是“深化招生制度改革,调整学校生源结构,试验开拓培训蓝海”。相应的具体建议有三条:
　　放松中职招生限制,改革招生入学方式,允许中职学校采取提前招生、推荐入学、注册入学、自主招生、集中录取、多次录取、春秋两季招生等多种方式招生。
　　在北京人才紧缺的重点专业,适度扩大对外省市招生的规模和比重,以“1+2”、“2+1”等多种模式招收外省市优秀学生。
　　调整中等职业学校生源结构,积极面向企业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招生,发展成人中等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中等职业学校招收各类成人在校学历生,市和区县财政要按全日制在校生同等标准给予学校相应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