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现状的深度反思:深度揭露大学生现状

　　 钱梦龙，1931年2月生，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历任嘉定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嘉定区桃李园实验学校（原实验中学）前校长。特级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现任上海市民办桃李园实验学校校长，兼任语文教育艺术研究会会长。曾兼任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学科审查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教材特约编审。长期从事语文教学，成绩显著。著有《语文导读法探索》《导读的艺术》《和青年教师谈语文教学》等。
　　
　　 霍光武（以下简称霍）：语法教学，渐渐退出了语文阵地。我们的学生说话作文，常有语病，却不知错在哪儿。语法知识，语文教师却不敢大胆去讲，语法教学退到了很尴尬的境地。
　　 钱梦龙（以下简称钱）：不光是语法，语文知识都有这样的“尴尬”问题。语文课究竟该教给学生哪些知识，不仅语文教师心中无底，连语文教科书的编者，乃至语文课程标准的制订者都说不清楚。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竟然没有知识框架的支撑，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
　　 过去语文教学上有个“八字宪法”，叫做“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尽管分类不大科学，有些概念交错，但大体包括了语文知识的基本门类，现在一些专家们比较强调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而把文字、词汇、语法、修辞之类的所谓“陈述性知识”看作“死知识”，不但不重视，甚至排斥，这就造成了语文课程没有知识框架的怪现象。
　　 现在语文课程标准已经作了修订，结果怎么样，还不知道，但估计在这方面不大可能有根本的改变。
　　 霍：学生学一点文字知识，可以帮助纠正错别字；学一点语法知识、修辞知识，对于写作，也有一定的帮助。学生那点语法知识还是英语老师教的，是英语老师抢了语文老师的饭碗！
　　 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进行语文知识（包括语法知识）的教学。当然不是重复过去那种烦琐、刻板的教法，但一些最基本的语法规则、修辞知识、文学常识等等，学生还是应该懂一些的，而且最好大体有一个粗略的框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喊出“淡化语法”的口号，作为对当时语法教学教条化、烦琐化的一种反拨，有它的积极作用，但现在则把所有的汉语知识淡化到了可有可无、甚至完全“淡出”的程度，则又走到了另一个同样有害的极端。我估计，这种状况，若干年后，可能又会作为一种偏向来纠正。现在语文老师教一篇课文，不知道什么知识该教，什么知识不必教，取舍之间，全凭教师个人随意确定，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大概是语文课程所独有的。语文教学的这种“无政府状态”如不改变，想要真正提高语文教学质量，难啊！
　　 霍：记得五十年代初期，《人民日报》曾发表社论《为纯洁祖国的语言而斗争》，那时对语法教学非常重视。
　　 钱：是的。那时吕叔湘、朱德熙先生还为此特意编写了一本《语法修辞讲话》，对推动全社会的语言规范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后来中小学的语法修辞教学弄得过于琐碎，脱离了语文应用的实际，结果是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但这不是语法修辞本身的错，而是教得不得当造成的。我们现在要纠正偏差，可不能把孩子当脏水一起泼掉呀！何况现在语言在不断发展，出现了不少新的语法现象，它们正不断融入到新的话语体系中来，像名词前直接加副词，如“很中国”，过去肯定认为是语法错误，但现在大家都已接受了这种新的词语搭配方式。语法本来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我们的语文教学是不是也要让学生懂得语言的这种新的变化？
　　 总之，现在要理直气壮地讲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这个民族，思维总是不大成熟，过去在政治上忽左忽右，学术研究上也是潮起潮落，一会儿提倡，一会儿反对，摇来摆去，还美其名曰“矫枉必须过正”，殊不知一“过正”，又得“矫枉”，就这样矫来矫去，始终找不到一条“正道”。我们的语文教学，几十年来就是这样的起起落落。希望我们的思维快一点成熟起来。
　　 霍：现在的语文教材，除人教社编的以外，各省市也在编，您认为现在教材的质量怎么样？
　　 钱：现在语文教材的确编得很多，质量当然也有高有低，我没有全面看到，所以很难说三道四。但从我看到了的几套说，总觉得语文课本不大像语文课本，倒像是一本人文杂志。翻开目录，一个个按主题编排的“单元”，就像是杂志的一个个“栏目”。按主题来组元，这种教材编起来最方便：先确定一个个主题，然后围绕这些主题配置一些相关的文章，再编几道思考练习题，一本语文教科书就出来了。主题与主题之间、课文与课文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科学的体系和序列，一篇文章可以放在低年级教，也可以放在高年级教，随意性太大。前不久听了一堂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教材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记得这首诗本来是高中教材，现在成了初一的课文。《再别康桥》过去作为高中教材的根据是什么？现在作为初一教材的根据又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这种无序状况，在人教版教材和一些省编教材中都存在。教材究竟该怎么编？它要不要有序列？要有怎样的序列？这些问题都应该认真研究。
　　 霍：一些传统课文，如《老山界》《七根火柴》，从形式到内容，都是非常好的红色经典，可是许多教材不见其踪影。非常庆幸的是，这次来上海，发现上海版语文教材保留了《七根火柴》。
　　 钱：各个地区都在编教材，一纲多本，多纲多本，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个设想当然很好，关键是各个省市不要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实行地方保护。我个人的主观感觉，各地教材大多编得比较仓促。过去教育部有个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组成人员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现在大概只有大学教授了，大学教授当然学问大些，但他们不熟悉中小学教学实际，审查中小学教材难免隔靴搔痒。上海的教材也是很仓促地赶出来的，编辑班子是临时搭建的，而且都是业余的，平时都有教学任务，不可能全力投入编辑工作。这样仓促编出的教材，只能边用边改，因此教材年年在变，老师意见很大。
　　 各地都在编教材，但我知道都没有专业队伍，跟上海的情况差不多。就我所见的几套地方教材，编辑思路也大同小异。过去叶圣陶先生编教材，选文不仅要文质兼美，具有可读性，可教性，而是必须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好文章。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现在只能让人在追思中深深怀念了。
　　 霍：您在1980年代初就提出了“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主张语文教学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您怎么会有这样的超前意识？
　　 钱：从我个人的切身体验，我感觉到，一个人自主学习的意识、兴趣和能力，对一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一个人的成长乃至成才，主要靠自学。听说北师大已故的叶苍岑教授生前曾十分感慨地发问：现在全国知名的几位语文教师，魏书生、宁鸿彬和钱梦龙，为什么都不是我们师范大学培养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叶先生举出的这几位都是靠自学走过来的，魏书生和我只有初中学历，宁鸿彬大概是高中毕业，这些“学历不合格教师”之所以能在语文教学上走出自己的路，正是他们自学的经历使他们体悟到，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向学生“奉送”知识，而是培养学生自己猎取知识的兴趣、能力和习惯，正是这种体悟，使他们不期而然地悟得了语文教学的“真谛”。叶圣陶先生说：“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其最终目的为：学生自能读书，不待老师讲；自能作文，不待老师改。训练必作到此两点，方为教学之成功。”我们这些“学历不合格教师”从自身成长历程中悟出的教学理念正好与叶老的思想不谋而合。这就是对“叶问”的回答！
　　 就拿我来说，我在读初中一年级时，就养成了读书、买书、藏书的习惯，当时我是班级里唯一有个人藏书的初中生。一部被我翻烂了的《辞源》，成了我读书自学的唯一指导老师和见证人。因此，当我这名初中毕业生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时，很自然地把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作为教学的首要目标。1979年，我提出了“自读”“教读”这些概念，1981年又从中提炼出了“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教学观，当时国内好像还没有人这样提过。近期国务院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而这正是我在30年前就提出的，你刚才说我有超前意识，也有朋友认为我有“前瞻性”，其实我只有“后瞻性”，因为我的这些教学理念完全是从自己少年时代的自学历程中悟出的。
　　 霍：谢谢钱老师接受我的采访，真诚祝福钱老师身体建康，万事如意。
　　
　　霍光武，语文教师，现居安徽马鞍山。本文编校：洪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