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教育人生_教育人生

　　2002年5月，承蒙当年几位同仁和学生，在我从教五十周年的日子里，编辑、出版了《陈君实教育实践文集――荆棘之路》。福州一中为此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福建日报》、福州电视台等媒体也做了报道。时间又过去数年，我已步入耄耋之年，但我仍在思索着当年的办学和这本书的内容，感到仍有些许心得，写了下来，借贵刊一角，以发老凤之声。
　　我在民国时期接受了比较完整的学校教育。小学、中学各上6年，然后通过联考进入大学经济学系。在大学期间，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学生运动和闽西南游击区的武装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我在闽北农村做土地改革工作，组织农民分田分地。1952年6月，奉召到福州报到，为福建省第一批派校干部。当年8月底，任福州一中副校长，负责教学和行政工作。1956年起任校长(后兼党支部书记)。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以“坚持白专通路”、“对三面红旗信心动摇”等等“罪名”，遭撤职、调离处分。1962年夏，经“甄别”返校任校长。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初起，又因莫须有罪名，被“群众专政”入“无间地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再返校接任书记兼校长，直至1983年调省教育厅。学校本来应当是风平帆直、细雨润物的育人场所，不料我却遇上雷霆震怒多事之秋，让我的个人遭遇起伏跌宕、曲折万分，出现“三进三出”福州一中的奇特经历。但是，同党的伟业比较起来，个人的不幸算不了什么。我仅从技术层面和人文层面来说明当年艰辛曲折的探索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我们接收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各类学校，并加以调整改造，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人民学校。但这性质全新的人民学校究竟是怎样模式，则没有现成的依据，只能靠人们在实践中探求，逐步建构、充实起来。而在这一全新的探求中，除了上级的正确指示之外，校长（或书记）个人的教育素养是起着很大作用。可以这么说，我当年是凭着自己在求学中积淀的“教育直觉”和“教育良知”开始我的教育生涯。比如，当时强调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在改造旧学校，建设新学校的工作中，也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那么在一所中学里，该如何举步，才算是贯彻了这条路线?我很快意识到，最为基本的是发动、组织教师队伍，依靠他们办好学校。因为只有他们才是内行、专家，才是学校的稳定力量。有了这一基本认识，我就不避当时的忌讳和风险，对校内从旧社会过来的教职员，不抱胜利者君临的态度，而是从人格上尊重他们，业务上信任他们，生活上关心他们，同他们平等沟通，展开对教材内容的研讨，对教学形式的切磋，同他们建立起互动互信的“合力关系”。我坚持深入课堂听课，了解不同的教学风格，做到心中有数，不但到岗，而且到位。所以，尽管当时有些外来的干扰，但是由于有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福州一中很快形成了稳定的教学秩序，浓厚的教研风气，和谐的进取步调，为学校后来的质量全面跃升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1956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5页，1977年）后来又加上诸如“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等“限定”。教育界立即掀起学习贯彻热潮。与此同时，也提出向苏联学习，引进凯洛夫教育学。在学习、实践、思索过程中，我对党的教育方针的理解，着重于两个支撑点：“全面发展”和“生产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未来的新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9―260页，1966年）我理解人的“自由发展”必然是人的潜能的充分的、全面的、多元的发展。《宣言》又提出要“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所以我认为，党的教育方针中的两个支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在我国教育中的具体体现。我所谓的治校方略，主要都是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的。坚持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协调发展，不可或缺；坚持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接触社会实际。这对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方法、良好的进取心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形成必由之路，必须列入计划、持之以恒。在这些观念的支配下，我们建立起以课堂教学为中心、配以充分的实验设施的教学体制，校内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教育模式，建立了雷打不动的“三表”制度，大力提倡深入理解教材，充分发挥教材资源，以拓展提高学生分析能力为宗旨的课堂教学风格。我们获得了规律性的认识，因此成就了连续三年“高考红旗”辉煌业绩，奠定了福州一中在中学界的领先地位。所有这一切，在《荆棘之路》中都有较为详细的总结与记述。所以说，从具体的技术层面看，我们白手起家，潜心研讨，付出了代价，也获得了宝贵经验。正如《荆棘之路》编委在首发式上说明的那样，“在这里凝聚着基础教育的历史经验：教书与育人，基础与能力，课内与课外，传统与前瞻，继承与改革，求实与创新，政治与理念，思想与人格，领导与教师，纪律与养成，严格与宽松，授业与教化，发愤与启迪，积累与提高……凡基础教育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这所试验性示范性的学校里得到解读。”在这许多关系之中，有五个方面的内容应该是福州一中最为可贵的经验：
　　一、遵循认知逻辑，坚持探索精神。学习、实践、求索、思考、提高，达到对外部世界规律性的认识，这是教育内在的功能。它不但要成为学校领导者、全体教育者的基本素养，也应当成为学生优良品格中的基本素质要求。
　　二、要有一条正确的全面发展路线。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学基础教育就是“通才教育”，为学生未来的“自由发展”提供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条件准备”。学校必须竭尽全力面向全体学生，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与机会。
　　三、智育是学校一切工作的基础与核心，教育本来就是为开发人智而产生的。“智育第一”是学校工作的“硬道理”。智育涵盖人的社会行为的规范与认知，知识的获得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与运用等各个方面，值得教育者终身探究与实施。
　　四、给学生扎实的、系统的基础知识，会让他们终身受益。这基础知识（当然是指在教学大纲要求之中）既是前人经验的结晶，又融进现代科技发展新成果，既体现知识的传承，又蕴含人们创新活动所必须的诸如发现、质疑、推断、分析、综合等能力。世界上没有离开知识（经验）的能力，就像没有离开载体的精神存在一样。如何在讲授知识的过程培育能力，是中学教学的“艺术节点”，同样值得教育者终身追求与完善。
　　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以校长为核心的管理团队。团队成员必须是负责任的，有教学激情的，敏于时代与科技进步的；他们必须协调步调，到岗又到位，以教育者为自豪；在心境上，他们应当耐得了寂寞，坐得下“冷板凳”，拒绝浮躁。他们的精神状况，将直接决定学校的命运，影响学生的未来。
　　由于当年特殊的政治气侯，对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和获得的认识，某些部门和同事持有异议。有异议本也正常，但他们“上纲上线”，把探索过程中的不同思路变成“政治问题”。先是认为我们所坚持的是“白专通路”，接着又批我们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等等，力图把福州一中打成教育界“十七年黑线专政”的“黑典型”。我个人确实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需要创新，但教育不能跟“风”。只有坚持探索精神，独立思考，坚持按基础教育本身规律办事，才能真正推进事业健康发展，做到对人民，对社会负责。
　　说到福建省中学基础教育的建构、探索，不能不提到当时的教育厅厅长王于�同志。是她的高瞻远瞩，提纲挈领，才有了福州一中奠基性的成就。对我这位校长，除了鼓励、信任与担当之外，她没有“行政干预”，最大限度地给了我在当年教育体制之内可能具有的自由发展空间。这让我终身铭记。
　　如果说在办学的技术层面上，我们的付出最终获得了具有传承意义的成果，那么从人文层面观察，则让我们感觉到苦涩、无奈，以至尴尬。
　　学校是人文精神最为浓厚的领域，是社会关怀的摇篮。在这里，不但传授知识，探究真理，创新科技，而且培养人才，孕育精英。作为基础教育，对于这一切都必须予以把握，把它融入日常的教学教育中去。可是，一旦教育被其他一些社会力量，如政治、金钱、意识形态等等所“绑架”，则它的独立精神、特有的作用且又有普世价值的内涵，将被阉割，人文光辉也会消失殆尽。想想我们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在中小学提倡推广“十个字”的礼貌用语，才将学生工作处从“政治处”改为“德育处”，那么就可以知道，这之前在“极左”路线占了上风，在“文革”十年中，学校都教给了学生们什么。那时候学校教育的主旋律是政治教育，其核心是“阶级斗争”“划线站队”的教育。大有把全社会都变成学习“斗争哲学”、实践“终极真理”的“大学校”。在汹涌的逆势潮流底下，我们每个人都显得非常弱小，非常惶惑。在我“二进”一中时，政治形势可以说是“风雨满楼”。可是凶险并不能泯灭我内心的教育良知。在我能够视事的时候，我就在夹缝中实施自己的主张，深化自己的办学理念。比如试验高二文理分科，试行年段管理，加强“双基”教学等。我被“打倒”时就在“牛棚”中，在冷室里深入思考、反省，求索现代化下办学之路。我始终认定，基础教育要为学生未来的自由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包括知识的积累、观念的培养、方法的训练，使他们成为具有人文情怀，懂得社会关怀的德才兼备的劳动者。我们不应该因为某种“需要”，而把他们推进政治是非的漩涡里，成为权力格局里面的棋子。
　　我非常清楚当时形势的不可逆转，也隐约感到极“左”的一些作法对学校工作的冲击和对学生的危害。但是我不能多说，否则就要灭顶。为了福州一中健康地发展，我选择沉默地“走钢丝”。比如，“文革”爆发前些日子，从北京传来极其落后的封建性意识形态“血统论”引得一部分家庭出身好（领导干部或工农家庭）的学生一阵躁动。他们要求以家庭背景在学生中划分阶级阵线，要保证“红五类”的至高无上地位，对所谓的“黑五类”和“白专分子”实行“阶级专政”。这就引发生学生之间的严重对立与冲突。我认为必须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情绪的蔓延。我们经过分析认为，小部分学生出于对继承革命先烈遗志的激情，自认自己是革命的当然接班人，这愿望不能说都是错误的。我们对荒谬的血统论进行批判，不能也把一时迷恋于该谬论的学生加以全盘否定。但是他们缺乏实践锻练，情绪偏激，唯我独尊，伤害同学，造成恶劣后果，这是必须予以纠正的。我们坚持采用正面教育引导。我要求团委会选择列宁《共青团任务》中一些精采段落，如“只有用人类创造的一切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等，以及有关青年修养的一些文章和领导讲话，印发给团员、干部学习，鼓励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树立科学的世界观，用知识丰富自己，胸怀解放全人类抱负，努力学习，准备占领科技高峰。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反复说明“革命者不是自封的”，只有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磨练，才能成才。从来没有“自来红”，更不允许“不准别人革命”。通过我们大胆的、坚决的引导，一些比较偏激的学生逐步冷静下来，学生整学生的局面也得到改变。
　　有时，我也利用某个时期政策上出现宽松的迹象，抓住难得的机遇，推进正面教育。大约1963―1964年间，中央有个关于作好“可教育好的子女”工作意见。我认为这是一项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它体现着团结、和谐、发展的精神(虽然现在看来“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个提法也值得商榷)，立即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布署，迅速制定了掌握政策，过细工作，典型引导，重在表现，共同进步的工作方针，并卓有成效地加以贯彻。许多“典型学生”脱颖而出，更多的学生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争攀学习高峰。我们的工作也得到教育厅党组的肯定。现在可以这么说，我们赶在“文革”发动之前，利用这一宽松机会，通过对“可教育好子女”的工作，培养锻炼了一批思想比较成熟的学生干部，他们大多脱去偏狭的心理，具有较为开放的待人眼光。同时我们也保护了一批积极进取、境界不凡的学生，使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学校的温暖。在“文革”大动乱之中，没有那几年毕业生“杀”回学校造反，反而有一批校友是当年“南下红卫兵”，他们来到母校，见我正同受难者们一起劳动，居然向我招手，喊着：“陈校长！陈校长！”这场面一直令我感动，令我家人欣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当年所做的工作，是得到青年学生认可的。
　　我还认为，教育领域应当是一个比较平等的领域，特别是中学基础教育阶段，学生除了个体差异外，不应当把“社会歧视”、“阶级偏见”带了进来。但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要坚持学生人人平等和升学机会均等特别困难。那时高中毕业生实行家庭、社会关系政审“密级”制度。“密级”决定了一个学生能否升学，能读何种专业。这是一条“高压红线”，谁都触动不得。人的出身无法选择，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也有着重大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马克思说过，“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见《共产党宣言》）。学生们的父辈祖辈即使曾经属于敌对阵营，那也同他们无关，且这已成历史，怎么好追究到无辜的后代。这么一个无需经过深思熟虑就能了解的问题，在极左时期却成了“死结”。在“密级”不能触动的情况下，我要坚持平等、公平竞争的观念，就只能在有关学生的毕业评语上网开一面。我要求毕业班班主任和政治处有关人员，在对这部分学生下定评时，要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予以肯定。“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追求进步”是他们的基本立场。同时要求不要轻易使用当时流行的内涵与外延均无确定性的政治术语，如“思想落后”“只专不红”“不问政治”等等。这不是我有意偏袒做假，而是我对当时青年学生思想上、政治上的基本估计。值得欣慰的是，几十年过去了，回头来看这“基本估计”并无大错。也因此在那山雨欲来的动荡年代里，更多的学生获得升学的机会，也减轻了有关学生进入社会的阻力。
　　众所周知，在“文革”爆发之初，我的所有主张和努力，我的整个教育人生，都变成为“罪名”，受人格侮辱，要“批倒斗臭”。这是我的教育人生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不能同极“左”合流。当社会失去公正，机会失去平等，当青年学生被无端剥夺了应有的权利，面对这种同教育所要达成的人文精神和社会关怀相违背的现象，做为校长怎能不有所作为呢?我以我的方式进行了抗争，虽然力量是很微弱的。为了社会公共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为学校选择了“避害趋利”措施，可我个人收获的却正相反：“趋害避利”。这实在有些苦涩，有些无奈。历史的教训告诫我们，当教育失去独立精神，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将遭难。不过，我赞赏教育前辈张伯苓说的一句话：“不以办学为进身之阶，不以办学为求富之道。”也许这就是教育的良知所在，这就是教育人生的价值所在。
　　（本文成文过程中，沈瑞其、游天容共同参与讨论修订）
　　（本文作者系原福州一中校长）
　　（责任编辑：赖一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