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表述向传统取经】民族志研究

　　摘 要：民族志从被确立为人类学的基本工作方式以来，各时代对其褒贬不一。后现代的解构使民族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表述危机”，民族志该如何进行表述成为焦点问题。笔者以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库拉”概念和莫斯《巫术的一般原理》中“玛纳”概念为例，从中发现民族志原初之精华所在，并在翻译、文化整体性、文化普同性三方面的阐释中发现对民族志表述的启示，进而呼吁民族志表述向传统的部分回归。
　　关键词：民族志 表述 翻译 整体性 普同性
　　“民族志”，简单说来就是“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自己一样的人去阅读的著作”[1]。民族志自被纳入科学范式以来，其发展阶段大致可以分为三：“传送带”—现实主义民族志、“深描”—解释人类学民族志、“多声道”—后现代主义民族志[2]。后现代解构以后，民族志的文本地位上升，“表述”问题浮出水面。虽然经过了一系列学术争论，但表述危机依然存在，以至于人类学研究越来越趋向于碎片和破布式的研究，越来越个人化，因而变成无数私人性噪音的生产方式[3]。
　　当前民族志如何表述？笔者认为传统民族志蕴含了某些精华，挖掘和延续民族志的经典成分是一种建构新民族志的有效手段。笔者将以《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莫斯的《巫术的一般原理》为代表，将书中有关翻译、描述整体性、文化普同性三个方面的内容提炼出来，与表述问题并置在一起，发现传统民族志中有关人类认知的朴素智慧，从而呼吁民族志表述向传统的部分回归。
　　一、翻译的表述
　　人类学家就是个文化翻译者，他们所做的工作叫“文化翻译”。20世纪40年代以来，文化翻译就逐步成为了20世纪西方人类学者认同的使命[4]。普理查德在《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一书中运用一系列英语名称替换了赞得当地的术语称呼，他认为“名称只是标签而已”。[5]然而，事实上名称不仅仅是标签，这种“代替式”的文化翻译潜在地包含了人类学家自身的语法规则。
　　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原来拟定的书名是《库拉：新几内亚东部土著的事业和冒险的故事》，他坚持运用当地话语，因为“翻译常常将语境自身所有的重要特征洗劫一空，抹杀了所有要点”[6]。在行文中他直接用“库拉”指称所有涉及这种交换形式的描述：
　　库拉中顺时针流动的叫做soulava，是长长的红贝壳项圈；而按相反方向流动的物品叫做mwali，是一种白贝壳臂镯。
　　库拉的原则是“一旦库拉，总是库拉”。[7]
　　与此类似的是，莫斯在《巫术的一般原理》中也自始自终都围护了“玛纳”一词本身所具有的不可翻译性：
　　首先，玛纳是一种性质……其次，玛纳是一件物品、一个东西、一种要素……再次，玛纳是一种力量……[8]
　　玛纳包含了一系列互相混合的流动性观念。
　　后现代民族志的反思常常认为表述中使用本土语言是无效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忽略了田野调查的体验本身，而仅仅注重了民族志的文本存在。就翻译的表述问题而言，“库拉”和“玛纳”向我们提供了有效的借鉴经验。民族志表述首先应该尊重当地语言，运用当地语言进行田野工作是理想状况。我们更要注意一个词汇背后支撑它的整个文化语境，从理解文化到理解词汇才是表述的基本立场。
　　二、整体性表述
　　整体性是科学民族志所倡导的文化描写观点，在后现代民族志的质疑下，文化整体性成为人类学家个人的幻想物，成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文本地位上升的后果就是田野工作的价值整个被悬置起来，人们倾向于把包含人的主观性的东西全部剔除出去，只留下一个文本的符号组合。田野中对文化整体性的观察被文本中章句之间的组合游戏替代，而即便是章句的组合也被视为是模糊不定的、游移的、难以捉摸的。
　　回到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当初马氏提出文化整体性的初衷，并且马氏提出了具体的田野方法：
　　必须首先探知部落生活的骨架，这一理想迫使我们必须把全面调查作为第一要着。田野民族志者对整个部落文化的所有方面都给予研究，从每一方面中取得的一致性、法则和秩序，也能够对之加以结合，成为一个清晰的整体。
　　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的整体性提到一定高度，他并不是第一个发现“库拉”的人，但他的开创性在于使库拉成为科学的、整体的研究对象，在经济活动、社会关系、神话巫术、仪式风俗等等的大网络中探讨库拉现象，他明确提出：
　　孤立是事实，无论怎样新奇动人，对科学都没有价值。真正的科学与猎奇不同。科学要把事实加以分析、归类，以便把事实置于一个有机整体内，整合进一个可以把现实的方方面面条理化的系统。
　　与此类似，莫斯也竭力提倡对“社会整体事实”的研究，在分析巫术的时候，莫斯把它分成了联系紧密的三个部分：巫师、行为和表象，三个要素形成了一个整体。而“玛纳”这个来自美拉尼西亚人的复杂词汇不仅仅代表了巫术内部的专有指称，它还有社会集体层面的意义。“玛纳”是一个整体，但在实现过程中又能分散在个体当中，它的整体性是个体无法达到的：
　　玛纳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场域概念，使巫师的力量具有了合法性，并解释了正常活动的需要、语言的创造性特征、感应关系以及品性和影响的转移。它促动了巫术中的普遍信仰，并进一步激励了这些信仰。
　　后现代人类学思潮以民族志文本和人的主观性为中心，意图对异文化的整体性进行瓦解，然而田野中的主观性并不与文化认知的真实性完全抵牾，正如鲍曼在《写文化之后》中认为：“民族志学者通过把自己浸入另一个文化的概念空间，能够消融文化差异，从而使偶发的个体创作经历具有普同性”[9]。
　　三、表述的普同性
　　普同性是人类学（包括民族志写作）的一股历史悠久的思潮。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哲学中的自然法则理论，当自然法则理论成为一种时代的暗流延续下来，普同性便成为时代潜意识留存在人类思维中。20世纪功能主义进一步激发了对文化普遍性探讨的热情[10]。马林诺夫斯基是普同性的践行者代表，虽然表面上他讲的只是“库拉”这一小文化现象，但他的抱负是深广的。马氏对“库拉”抱有很大的希望，在他的计划当中，“库拉”有朝一日应该成为这样一种世界现象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