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的一些启发】
摘 要：李希光教授的《转型中的新闻学》主要从现代传媒环境出发，具体讲述新环境中新闻学的发展。本书的第一部分——商业环境中的新闻学，把新闻学置于商业环境语境之下，重点讨论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在遭遇商业化洪流的冲击时出现的新趋势。第二部分的一些观点最具有时代性，主要讨论的是新媒体环境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其中，对第10章以及第12章分别讨论到了“信源”和“‘公民记者’的大量涌现”两点，对此，笔者提出两点：一是微博世界中，“公民记者”的“反精英”色彩在消退；二是现实中的媒体人和职业记者化身为了微博中的“公民记者”。
关键词：媒体功能与价值 微博 公民记者
《转型中的新闻学》是由清华大学著名教授李希光撰写，于2005年首次出版。本书主要从现代传媒环境出发，具体讲述新环境中新闻学的发展。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从四个“环境”中阐释新闻学：商业环境中的新闻学、新媒体环境中的新闻学、全球传播环境中的新闻学、党报中的新闻学。在读书过程中，笔者得到一些启发。
一、关于第一部分：商业环境中的新闻学
《转型中的新闻学》的第一部分——商业环境中的新闻学，把新闻学置于商业环境语境之下，重点讨论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在遭遇商业化洪流的冲击时出现的新趋势。
本部分给读者呈现了商业化给媒体造成的运作模式和价值取向上的变化，其中第6章谈到“媒体的功能与存在价值”，作者在这一章指出媒体真正的功能和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并不是为了赚钱、博眼球，而是成为一支能够健全民主法制、监督政府行政部门、维护公众利益的独立的力量。
在这一章，李希光老师将“受众”和“大众”两个概念放在新闻学语境下进行了区分。书中并未对受众和大众两个概念做具体解释。笔者认为，“受众”这一概念指向商业利益，“公众”则指向公共利益，在传统新闻学中，媒体显然应该把追求公共利益放在首位。
在笔者看来，李希光老师之所以这样区分，目的在于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报道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消费我们产品的那一部分受众，而非最广大的普通市民，即公众，那么我们在选题和具体操作上不免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沼。正如书中所说：“新闻不仅仅是一场吸引众多观众的体育比赛，要区别受众的需求和公众的需求。”
倒不是说受众和公众这两个群体本身在文化素质或者媒介素养方面有什么差距，受众和大众两个群体本身有什么样的群体特质和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传播一方的媒体，往往会在选题策划和报道风格上迎合那些会收看或者阅读他们产品的受众，从而忽视了选题本身是否对社会民主法制建设有益，是否能够维护公众利益等，后果则是，这些选题和报道会趋于煽情、血腥、暴力，低俗，而在实践操作中，常常会为了达到吸引眼球的目的而违背新闻伦理和职业道德，甚至导致最基本的人文关怀的缺失。
举个例子，近年来很多地方台出现民生新闻热潮，但是其中很多民生新闻其实脱离了其最初的节目宗旨。他们不是关注普通市民的基本生产生活状况，不是通过报道来唤起社会对底层人民的关心，不是为广大市民维护基本生活生存的权利，而是将镜头对准市民生活中的邻里纠纷、家庭内部的情感纠葛等，为的只是迎合受众的猎奇、偷窥心理，获得收视率，然后把受众的关注贩卖给广告商，然而，真正需要关注的公众利益被忽视。就像第一章里提到的，新闻可以看作是两个层次，一是与广大受众日常生活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新闻，多半属于狗咬人的新闻，另一层次是与广大受众的生活、就业、健康、教育等根本利益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新闻，多半属人咬狗的新闻，现在很多民生新闻关注的就是后者。为了吸引眼球，一味追逐人咬狗的新闻，可是这些新闻多与人们切身利益关系不大。在这里，媒体满足的是受众的低级需求，而不是真正广大公众的需求。
笔者认为，李希光老师提出区分受众和公众的需求，对被商业利益冲昏头脑的媒体来说有重要的警醒和指示作用。
二、关于第二部分：新媒体环境中的新闻学
这部分的一些观点最具有时代性，这里所说的新媒体指的是互联网。李希光老师在这一部分主要讨论的是新媒体环境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其中，对第10章以及第12章分别讨论到了“信源” 和“‘公民记者’的大量涌现”两点。
当网络媒介成为我们获取各种信息的重要渠道时，“信源”这个队伍便被大大的复杂化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过去，使用报纸、广播、电视这些媒介的，只能是国家拥有的正规媒体组织，而网络作为一个传播渠道，使用这个渠道来传播信息的不仅仅是传统的、正规的媒体，还有很多非媒体组织以及个人。普通人都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可以将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记录并通过互联网传给大众，这些发布信息的非职业的新闻记者就是我们说的“公民记者”。结合近几年最流行的自媒体发布平台——微博，笔者提出两个观点。
观察点一：微博世界中， “公民记者”的“反精英”色彩似乎在消退，现实中的意见领袖又成为了网络中的意见领袖，现实生活中的“精英阶层”在网络中也获得了类似现实中的高高在上的地位。
在《试析“公民记者”与职业记者的区别》的一篇文章中，作者指出传统媒体带有一定的“精英”色彩，而公民记者则是平民的话语工具，带有“反精英”色彩，是近用劝的获得和公权的下放，媒体不再是“高高在上”，新闻“唾手可得”。
正如上文分析的，微博无疑是当下“公民记者”使用最广泛和频繁的网络媒介。从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开始，微博不仅仅成为普通人分享心情、宣泄情感的窗口，在记录重大突发性事件或者敏感性事件时，发挥着更加显著的作用。比如前几年的舟曲泥石流、上海大火灾、甬温线动车事故等等重大突发事件中，我们从普通网友发布的微博中，甚至看到职业记者们采不到的极具新闻价值的一手资料，如独家信息和图片、视频。
借助微博，普通个人能够将身边的突发事件在第一时间、从第一现场、以第一手资料等方式呈现，因此能成为“公民记者”发布新闻的主要渠道，甚至可以说，是微博的出现推动了“公民记者”的大批出现。
但是，随着微博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也开始加入到织微博的队伍，并受到高度追捧，论文中提到的公民新闻的“反精英”色彩似乎在消退，“精英”阶层逐渐活跃在“公民记者”最热捧的微博中。虽然像新浪这样的微博一开始推广的时候就使用了名人战略，邀请不少明星开通微博，不过刚开始的时候，名人主要是演艺明星为主，而且他们发布的也多是一些记录自己今天做了什么或者分享心情的个人杂事，用来当做新闻发布工具的尚不多。而到后来，很多文化名人、社会名流、传统媒体的从业者也加入这个大流，并开始用微博表达个性观点、发布新闻时，他们很快坐拥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粉丝，其发布或转发的微博，短时间内便会被众多追随者评论、转发。现实中的意见领袖又成为了网络中的意见领袖，现实生活中的“精英阶层”在网络中也获得了类似现实中的高高在上的地位。微博并未因为其平民话语工具的性质而排斥精英话语在其中的流行，甚至，“精英”们借助这个平民话语工具，使自己的观点得以大范围传播，往往起到树立形象，扩大自身影响的效果，进而巩固或加强了自身的“精英”地位。
观察点二：现实中的媒体人和职业记者化身为了微博中的“公民记者”。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面对一些敏感事件时，很多正规媒体的职业记者或媒体人，也开始广泛、频繁的使用微博，在这里，他们经常发布在自己供职的媒体单位发不了或者不能发的信息或者观点。他们并非通过自己隶属的媒体组织，而是以个人名义，借助网络发布。此时，他们发出的“新闻”不需要像在供职的媒体单位发稿一样，经过编辑和领导的层层把关。当然，他们的微博受到比普通人更多的关注，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们“职业媒体人”的身份和名气。
比如，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事件，供职于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会凭借自己敏锐的新闻嗅觉和在微博上发布、转发一些相关微博，但是在自己所在媒体上，却没有改事件的县官报道。 很多媒体人在微博上对这些事件表示关注并评论、转发，按照常理，既然有新闻价值，记者就可以且应该亲赴现场去采访报道，可在此类重大敏感事件中，由于职业记者隶属于媒体单位，在报道中受到的政治方面的阻力较多，经常被宣传管理部门以类似“新闻审查”的管理理由予禁止报道或予以中断。而以个人名义发布的微博，则受到较少阻力。因此，现在很多职业媒体人和普通网友一样的通过网络用个人名义发布新闻，他们以个人名义发布新闻、围观事件进程、对事件进行个性化解读，实际上与普通网民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笔者所说的现实中的职业记者得以化身为了的“公民记者”的现象。
参考文献:
[1]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岩波書店.1959年.
[2]『日本書紀（日本古典文学大系） 岩波書店』昭和40 ～ 42年
[3]西村泛子『古代中世の家族と女性』.吉川弘文館.2002.
[4]李卓.《家族制度与日本现代化》.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