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审多久开庭

　　这些日子，亚洲的反腐败浪潮达到了一个高峰：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被查抄，其“丑闻”涉及内阁数名成员。差不多与此同时，韩国总统金泳三的次子锒铛入狱，举国哗然。　　在印度，某前总理及其阁僚被指控多次受贿，将面临法庭审讯。在巴基斯坦，一位总理因治国措施不当与贪污事件而被解职，她的丈夫也被指控犯有贪污罪。
　　改革不彻底助长腐败
　　对亚洲许多国家来说，政府高级官员的贪污腐化问题由来已久。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推行相对封闭的经济制度与相对集权的政治制度，为贪污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不过目前有关腐败的丑闻接踵而至却表明，在经济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民主国家，腐败现象仍会大行其道，泛滥成灾。这使一些专家开始对“市场是根治贪污的一剂良药”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怀疑。在新近一篇题为《贪污新论》的研究报告中，英国发展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戈顿·怀特指出：“在某种环境下……贪污腐败事件的数量会伴随着经济自由化的发展有所增加。”
　　在另一篇以在印度南部进行的经验研究为基础的报告中，哈里斯·怀特提出一种观点：随着政府解除对经济的管制，“腐败也会以新的形式出现”。换言之，目前亚洲许多国家正面临各种新的贪污现象，它们已经适应了日益变化的经济环境，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经济环境变化的产物。
　　其他专家则认为腐败事件席卷亚洲许多国家的原因在于改革的不彻底性。新德里国家财经政策与计划研究所的萨蒙·包密克说：“不彻底的改革存在潜在的危险。只将某些经济部门向私有企业开放，还远远不够。如果政府继续在那些部门中享有绝对权力，行贿受贿的现象将继续下去。”
　　在亚洲，这种不彻底的改革所带来的危机在电信部门的表现尤为显著。如果电信业由政府垄断，那么高级官员在向设备供应商定货时就可索要回扣。下级官员则可以以维修电话线路为由向用户变相**。
　　自90年代初开始，几个亚洲国家将电信市场向私有部门开放。这意味着私人经营者必须从政府主管部门那里申请经营许可证。这一手续通常非常微妙：某些政府机构（更糟糕的是某些官员本人）拥有投标结果的最终决定权。这反过来又大大助长了贪污受贿的滋生蔓延。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要员被指控受到某些竞标者的贿赂。
　　在印度，当电信部长签发在几个试点城市开展移动电话与播叫服务的经营许可证时，这种指控便不胫而走。一家移动电话服务商的总裁回忆说：“我曾接到过几位高级官员打来的电话，说只要给他们送礼，就可以保证我投标成功。”那些官员当时已经意识到许可证签发后，他们就将失去对这一部门的控制权。因此他们趁手中还有权力，打算大捞一把。一些中标者似乎缺乏从事移动电话经营的经验与技术这一事实更加引起了人们的怀疑。
　　一般性电话经营业务许可证的投标活动更是人们怀疑的焦点。当投标结果于1995年年底公布后，各反对党便开始指控电信部长苏克·拉姆故意偏袒其家乡一家名气很小的公司。1996年8月，也就是苏克·拉姆所在的国大党在大选中失败3个月后，联邦特工人员突击搜查了这位前任部长的家，搜出了100多万美元现金，对此他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现在，他正面临着法庭的审判。
　　苏克·拉姆在国大党的同事拉杰士·佩勒特说：“我们应该及早发现以下现象的产生———改革会带来更多的金钱，因而也提供了更多的贪污机会。我们应该提前采取预防措施。”
　　反腐信心经受严峻考验
　　在亚洲，设计宏伟但缺乏远虑的私有化项目招致了许多有关贪污的指控。经济改革带来的一个最典型的产物就是基础建设工程建设，如发电厂、交通与电
　　信服务业。这些工程的投资额都高达几十亿美元。上述工程规模巨大，但许可证的签发程序却往往带有浓厚的随意色彩，这不禁让人们顿生疑心。
　　一名印度议员说：“人们本来就对某些政府官员持有看法……现在，看到有这么多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工程，他们自然会认为某些政客可能从中获得了不少好处。”
　　让我们看一下韩国的情况。鼠年伊始，韩国人开始对军事统治时期几任总统与商业巨头行贿受贿案进行公审，随后将他们逮捕。但是去年年底被曝光的韩宝钢铁公司丑闻表明，商人与政客联合做案的例子在韩国也是屡见不鲜。
　　许多韩国人认为，韩宝这家在该国排名第14位的大型集团公司，因资助金泳三参加1992年大选而受到总统的特别关照。因此，一场投机活动便开始了：正是在政府的关照下，韩宝得以新建了一个大型钢铁厂。据说，随后集团创建人郑泰守开始向议员与银行家行贿，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迫使各大银行为该工程贷款。但他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即贷款数额太大——几近60亿美元，这最终使他的公司遭受了破产的厄运。
　　有关这一丑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郑泰守此前曾卷入几次腐败事件，其中也包括涉及前总统卢泰愚的丑闻。在这种背景下，没有政府要员的帮助，他能获得银行贷款吗？大多数韩国人的回答是否定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金泳三在借这样一位“有犯罪前科者”之手得以荣登高位后，曾向国人允诺坚决取缔存在于政府与商界之间的暖昧关系。但如今他的政府官员，甚至还有他自己的儿子都卷进了这种关系之中。
　　在1997年1月25日发表的电视讲话中，金泳三总统公开向全国人民道歉，但人们对此并未做出积极反应。汉城几家报社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绝大多数韩国人对金泳三总统有关上述丑闻的解释表示不满。他们也对其倡导的反腐运动失去了信心。朝鲜大学一位姓李的经济学教授说：“人们原以为，在民选政府执政期间，政治与商业的关系已经消失，但是韩宝事件表明情况并非如此。这是一个涉及体制的难题。政府并没有放弃经济控制权力。”
　　因涉嫌贪污被捕的政客们往往将其犯罪动机归结为民主政治使然，说什么为其所属的党部筹资，为将来的大选筹资或者支付以前参加竞选时赊欠的债务。
　　这样一来，一些观察家——主要来自泰国，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该国1996年大选是许多年来最肮脏的一次——得出如下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民主政治”助长了腐败的产生与蔓延。为此，在日本和印度，人们呼吁改革竞选财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