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因果名实]延安文艺座谈会

　　70年前的5月，陕北还是早春时节，延安文艺座谈会分三次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礼堂召开。相对于1940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1944年10月召开的边区文教代表大会，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则是一次非正式的文艺界座谈、讨论、交流会议。会议内容是包容的，会议形式是开放的，会场气氛是活跃的，其根本任务，是要让那些特立独行、自由散漫的文化人，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文艺战士，从而提高革命集体的团队执行力。
　　洛甫打哈哈，文人转向毛泽东
　　1941年7月8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驻会作家萧军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给毛泽东写信。其当天日记记载，“请他约定时间和我作一次谈话。这是应该的，一面我要把一些事实反映上去，这对中国革命是有利的；一面我也要解剖自己，决不使一些小鬼们有所借口完成他们的企图；一面我要决定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真面目，以决定我将来的态度和去留。”为写一封信，寻找到这么多的理由，其心里窝藏着太多纠缠的瓜葛和义愤。
　　次日，萧军夫人王德芬在中央医院生产一子，取名萧鸣。可能因此耽搁了给毛泽东写信、寄信的时间，延至7月14日夜晚，萧军才写好分别给毛泽东、洛甫（张闻天）、艾思奇的三封信，15日寄出。孩子的到来，没有改变萧军的恶劣心情。他在日记中用诗的格式自拟为“一只孤独的狼”，落寞，凄苦，又绝望。“我的心灵被卑俗压力所击打，啮伤！／我的羽毛凋零而湿落不能飞翔！／只有远望着天边的希望，／吃着自己的肉，／度过这等待的暗夜茫茫！”他鄙弃像狗一样卑怯和驯良，宁愿是一匹野生的狼。“为了饥寒和迫害，／一时躲进这可悲的山谷里，／那些猎人们从四面八方来猎取我了，／同时还宣扬着狼底残忍和无良，非打死不可的理由。／我应该从那枪火最密的地方冲出去吧？”妻子正在月子里，孩子嗷嗷待哺中，他不能马上离开现在陷身的环境。写给毛泽东的信，主要是希望约见谈话。写给洛甫的信，是商量借钱作路费，待到10月鲁迅忌日纪念活动结束后，就将携妻将雏再次离开延安。写给艾思奇的信，是交代有关“文抗”组织关系事宜。
　　7月16日，萧军信件寄出后的第二天，毛泽东派秘书胡乔木亲自赶到“文抗”，通知萧军，毛泽东已经收到来信，由于患肩周炎，提笔写字不便，待过几天约谈。
　　7月18日，萧军接胡乔木代毛泽东写的信函，应约到杨家岭与毛泽东谈话。从下午一时许到晚上八点半，谈话持续七个多小时，并留待共进晚餐。内容涉及延安文艺界的种种情况，以及站在一个文艺家的角度对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意见。萧军很坦率，如实介绍自己这次来延安一年多时间里的生活感受，包括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协”）机关，与艾思奇谈话时愤然相向，拔出匕首的极端行为。毛泽东没有任何批评指责，而是以朋友的身份给予理解和宽容：“你这动刀子，恐怕也是没得办法了吧？”初次谈话，萧军对毛泽东很有好感，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交往的朋友。“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同时，萧军又发现，毛泽东对于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情况很不熟悉。“我知道他是对一切隔阂着，从文协负责人不知是谁，丁玲低调工作不知道，不晓得艾青、罗烽等来……就是一个证明”。临别时，毛泽东送他到窑洞外的台阶下，还说：“你所说的全是对的，这不是一个人的事了，这不是一般的问题，我要和洛甫同志谈谈，此后也叫乔木同志经常到你们那里联系，一定要改变。”
　　按当时党内分工，洛甫（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分管宣传文化教育工作，毛泽东分管军事、外交工作。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参加过一些文艺活动，主要是出于个人爱好，或集体政治活动组织需要。所以，他对文艺界情况不熟悉是可以理解的。
　　萧军在找到毛泽东反映文艺界情况之前，也找过洛甫，逐渐感觉很失望。
　　早在1940年9月7日，萧军第二次到延安不久，就因感觉对方讽刺自己而与杨家岭警卫战士发生冲突，通过“文协”秘书长吴伯箫找到洛甫去评理。“见了洛甫我把一切事情说明了，他似乎很抱歉，也申斥了那军官，但是我的心受伤了！”显然，他觉得洛甫对问题的处理，太轻了。
　　9月8日，他准备先见毛泽东，再见一次洛甫。这是一个星期天，外面正下着雨，丁玲、塞克等几位朋友正准备聚餐，未料洛甫亲自走进了窑洞。大家一起酒酣耳热之际，萧军将自己与吴奚如、萧三闹矛盾，与中央警卫营战士两次冲突的事一股脑儿地都抖落出来，“在酒中，我述说了我对共产党人伤害我的愤怒和我要离开边区的准备……”洛甫接受了他的批评，温和地劝慰他。据萧军当天日记记载，“他说共产党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一时是不容易铲除！他不希望我走，往下去工作。”应当说，萧军对洛甫的到来和劝慰，还是比较满意的。
　　10月7日，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萧军逐渐改变着自己的看法，认为“洛甫他只是在那里随喜公事而已，这是一个不突出温和主义的人”。
　　1941年3月18日，晚饭后萧军来到洛甫住处，谈完文艺月会、鲁迅研究会等工作后，把“文协”驻会作家中发生的事，诸如“一桶煤油”、“五个包子”等等，全部坦白了。“他（指洛甫，引者注）和他的女人全大笑不止，我要把凡事弄个明白，省得一些中间分子从中造谣”。一方是非常严肃认真地反映情况，一方是宽容轻松地聆听发笑。最后，洛甫说，“这里是需要论争的，文艺运动需要开展，一些不良倾向应该指出”。洛甫的宽容和鼓励激起了萧军的雄心壮志，他表示自己坚持“天下人，管天下事”的行为主张，又惹得洛甫、刘英夫妇一阵快乐的笑声。
　　洛甫对早期延安文艺运动的发展，是卓有贡献的。他开放视野领导文化工作，支持文艺运动，对于文化人信任和鼓励，主张文艺问题用文艺论争、文艺批评的办法去处理，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文艺现实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可是，在心情迫切的萧军看来，洛甫是在打哈哈，不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稍后萧军听说，“洛甫指我为虚无主义者”，认为这是有失身份、不负责任的言论行为，进而感到愤怒与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萧军转而寻找毛泽东。而此前毛泽东不分管文艺工作，对延安文艺界情况确实不熟悉。与萧军交往过程中，逐渐感觉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更严重的问题是，1942年初，洛甫率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离开延安，党的宣传文化工作最高领导岗位空缺了。同年4月，毛泽东对萧军说，最近感到这文艺政策很重要，也开始留心这些问题，也要懂得些。不久，毛泽东约请老朋友萧三谈话时更直接道明：“我本来不管文艺的，现在文艺的问题碰到鼻子上来了，不能不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