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性观念探析] 唐代社会缘何推崇契约观念
[摘 要]唐代女性观念异于前朝后世，她们努力追求政治权利、婚姻自由和男女平等，文化观、审美观也体现着自然、健康之美，但在中国古代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多数女性仍无法摆脱男尊女卑观念的束缚。
[关键词]唐代；女性；观念
唐代女性研究是当今学界的一个热点，女性观念是视角之一。论者多以社会或男权等“局外人”的眼光来探讨女性问题，得出唐代女性观念开放或保守，地位高或低的结论。在笔者看来，在开放而繁盛的唐代，由于社会生活多姿多彩，女性思想也活跃、多样。唐代女性一方面仍受男尊女卑传统观念束缚；另一方面，与前朝后世相比，又积极向上追求自主权力。本文拟搜集多种资料，以其中能直接反映唐代女性观念的资料为主要论据，从主体角度来探析女性思想观念。
一、男尊女卑观念根深蒂固
“男尊女卑”观念作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背景不容质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先秦诸子，在某些领域的论点或许存在区别，但在对男女关系的论述上，其观点是一致的。儒家经典《礼》中云：“女在室，以父为天；出嫁，以夫为天”；《庄子·天道》云：“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韩非子·忠孝篇》则认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中国古代的女性从出生开始，就在不自觉中接受了男尊女卑的观念，男尊女卑的思想植根于各阶层女性的内心深处。她们虽被认为有较大的自由空间，但这只是与中国古代其他时期相比较而言，总体来说，男尊女卑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观念。
在唐文本中，处处体现着男尊女卑的观念。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女性自身的观念中，都不把女人当作与男人平等的主体来看待。唐代虽然是古代历史上女性参政最多、最活跃、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但传统的思维定势让人们觉得政治舞台是男人的天地，对女性而言，这是一块禁区。太宗长孙皇后“造次必循礼则”，“太宗常与后论及赏罚之事，对曰‘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妾以妇人，岂敢闻政事。’”这反映出女性“惟酒食之议”，不得过问政事的观念。尤其是将唐代的衰落与杨贵妃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就更坚定了这种看法：“女人是祸水”。并且，男尊女卑观念不是某阶层特有，即使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也未摆脱这种观念束缚。她们虽活跃于政事、吟诗作对、著书立说，但其言行作品仍反映着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唐代影响最大的女教书籍有三种，皆出自女人之手。一为长孙皇后《女则》；二为陈邈妻郑氏《女孝经》；三为宋氏姐妹《女论语》，它们都认为夫妻间的尊卑关系天经地义。《女孝经》云：“夫者天也，可不务乎！古者女子出嫁曰归，移天事夫，其义远矣。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天地之性而人是则也。”《女论语》则要求女性“语莫掀唇，莫出外庭。出必掩藏，窥必藏形”。这不仅是对女性言行的束缚，更是对女性思维的束缚。这种思想既来源于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又植根于这一土壤。上层女性如此，平民女子甚至被人们当作物品买卖，当作玩物供男人们玩弄。白居易诗“人生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正道出其命运。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许多平民女子沉沦、自轻，不惜损自身以利其夫：商人周迪，往来广陵，遇战乱，人相互掠卖以良，“迪饥饿欲绝，其妻曰：‘今欲归不两全，君亲在不可并死，愿见卖以济君行。’……肆售得数千钱以奉迪。”[1]( 卷270)
总之，男尊女卑观念由来已久，且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头脑中。虽唐为中古之开放时代，但也只是个别有地位女性之命运，众多女性的观念并未超越那个时代。
二、女性平等意识增强
虽男尊女卑观念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但毕竟唐代的社会观念较其他时期开放，女性平等意识也逐渐增强。
（一）上层女性努力追求政治权利
公元690年，年近七旬的武则天成功登上皇帝宝座，且其统治时期，社会仍持续发展，并未出现“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的局面，这对女性观念产生重大影响，“男子益削，女子益专”是上层女人的愿望。安乐公主认为：“阿武子尚为天子，天子女有何不可乎！”[2](卷83)。武则天为女性追求政治权力提供了方便：乾封元年，身为皇后的她即率内外命妇参加封禅典礼，打破历来男性主持祭礼的习俗；仪凤三年，她独自接受百官四夷朝贺；开耀元年，她宴百官及命妇于麟德殿；封故乡女性在八十岁以上者为郡君；[3](卷200)上行下效，上层妇女也不甘做养尊处优的家庭奴隶，常举行夫人社交会，协助丈夫处理公务，《太平广记》就记载了一些节度使和都督夫人设宴招待下属夫人的事例[1](卷31、386)，这对协助其丈夫处理公务，协调人际关系起了辅助作用。
（二）自主的婚爱观
在古代，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大事，婚姻成立的先决条件是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生来要“从人”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但在唐代，女性为自己的婚姻自主权进行了不懈斗争，这不失为女性意识觉醒的体现。
1.个别未婚女子自求佳婿
未婚女子自择佳婿在唐人笔记小说中屡有记载：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厅事壁间，开一横窗，饰以杂宝，缦以绛纱，常日使六女戏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林甫即使女于窗中自选可意者事之；[4](P81)京兆韦氏女者，既笄二年，议婚数次终不谐。至进士张楚金求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母许之，遂择吉焉。[5](P15)虽小说家言，但“就小说本身的历史认知价值而言，它折射的往往是当时人们心灵的一个侧面，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真实；且古小说的作者受传统小说观的深刻影响，史学意识较浓，其作品也往往打着历史的烙印。当我们研究唐代妇女史的时候，如果能把握好‘人情’和‘事理’这两条线索，从上述角度考察唐代小说，或许比从纯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关于唐代妇女观念的史料视野更宽广，更能发现隐藏在历史著作背后的另一种真实。”[6]。
2.妒妇现象较为普遍
妒妇与惧内是唐代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夫为妻纲”的古代，这不失为女性权利斗争的表现。上层社会单就皇帝而言，以高宗、中宗为典型。高宗废王立武之后，“武后得志，遂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2](卷105)于是高宗命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武则天质问，高宗“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竟支吾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3](卷201)中宗对韦后更是畏惧，一次内宴，优人竟当着中宗的面唱到：“回波儿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1](卷247)上行下效，王公大臣惧内者更屡见不鲜：梁公夫人至妒，太宗将赐公美人，屡辞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之曰：“若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鸠。”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7](P26)从中可窥见女性自我意识之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