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龙古桥发展的历史人类学考察及其价值研究】 话说云龙古桥阅读答案

　　[文　摘]云龙古桥历史悠久，种类和数量较多，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技价值，故有 “滇西桥乡”、“桥梁艺术博物馆”的美誉。通过田野调查和历史考证，从云龙盐业和矿业发展、明代的兵屯、宗教信仰等方面，探究了云龙古桥多样性发展的历史脉络、特点、及其价值。
　　[关键词]云龙古桥；多样性；人类学；古桥价值
　　云南省大理州云龙县，地处滇西北“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南端，总面积4400.95平方公里。东邻洱源、漾濞县，南靠永平县、保山市，西界泸水县，北接兰坪、剑川县。澜沧江、沘江、师里河、关坪河等60多条支流，由北向南流经县境。怒江沿县域西界而过，形成纵谷排列的地势地貌。
　　云龙，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设比苏县，唐为南诏所辖，宋（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称云龙赕，元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置云龙甸军民府，明洪武十七年改为云龙州。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因盐设治，州府由旧州迁至雒马井（今宝丰），1913年改州为县，1929年迁县府至石门（今诺邓镇）。
　　自古水多桥亦多。云龙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众多的河流和山谷间修建了藤桥、溜索、独木桥、木梁风雨桥、铁链吊桥、石拱桥、浮桥等各式各样的桥梁。这些桥梁历史悠久、种类齐全、形式多样、结构独特，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和艺术价值，云龙故有“滇西桥乡”、“古桥家园”、“桥梁艺术博物馆”的美誉。
　　云龙拥有如此众多的桥梁，它们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笔者通过田野调查和历史考证，从云龙盐业和矿业发展、明代的兵屯、宗教信仰等方面，探究了云龙古桥多样性发展的历史脉络及特点。
　　一、盐井开发与云龙桥梁的发展
　　盐业生产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在中原，汉代盐和铁两大行业的生产问题曾引起当权者和利益相关者的争论，史称“盐铁论”。古代，海盐是难以运输到云南山区的，而盐是维系人类和动物生命不可缺少的物质，它在交通较为便利的中原地区都很紧俏，在交通极为不便的云南，就像金子一样的珍贵，先民们往往用很多的山货药材才能换取少量的食盐。因此，盐井的占有和开发权就像今天中东石油的占有和开发一样，是权力和富有的象征。
　　云龙历史就是一部盐的历史，同理也可以说，云龙桥梁发展史也是盐的历史。从下面的历史事实可以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公元8世纪中期，唐南诏势力崛起，逐渐形成地方政权。南诏比较重视发展盐业生产。唐人樊绰著《蛮书》载：“剑川有细诺邓井”。根据云南史志记述：公元794年，南诏政权置七节度，其中剑川节度领有沙追、讳溺、若耶、细诺邓、浪穹等地。又据《南诏野史·大蒙国》说，南诏初期有盐井40，后又有发展。《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载：“安宁城中皆石盐井……城外又有四井……唯有览赕城内琅井盐洁白味美……泸南有美井盐……昆明城有大盐池……龙怯河水，中有盐井两所。剑寻东南有傍弥潜井、沙追井，西北有若耶井、讳溺井。剑川有细诺邓井。丽水城有罗苴井。长傍诸山皆有盐井……”[1]其中细诺邓井就是今云龙诺邓古村（2007年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盐业的发展推动了南诏、大理国政治、军事、交通运输的发展。
　　云龙是滇西著名的产盐区，盐业在云龙经济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十一月置云南盐课提举司。明史《食货志》：云南提举司凡四，曰黑盐井，曰白盐井，曰安宁井，曰五井。五井辖盐课司七，诺邓盐井盐课司，山井盐井盐课司，师井盐井盐课司，大井盐井盐课司，顺荡盐井盐课司，鹤庆军民府剑川州弥沙井盐课司，丽江军民府兰州盐井课司。
　　明初，明政府在诺邓设五井盐课司，“专理盐课”，下属顺荡、诺邓、师井、大井、山井五个盐课司。同时还在重要村邑及交通要塞设巡检司，如箭杆场（今团结、关平两乡）、十二关（今长新地区）、上五井（今石门镇及果郎、宝丰两乡各一部分）、顺荡井（今白石地区）、师井（今检槽地区、果郎乡一部分）等土巡检（可世袭的土官）负责管理。
　　1382年，明政府封曾投奔沐英大军攻取大理的段保为云龙土知州，经营澜沧江西面至怒江地区的广大地域。明初土知州、土巡检的设置基本结束了云龙境内一千多年的奴隶社会生产关系，代之而起的封建领主势力得以加强，而江东各地盐井及周边的封建地主经济也进一步发达。
　　1522年前后，又新开雒马井、石门井和天耳井，澜沧江以东沘江流域遂成为八大盐井（石门井、诺邓井、大井、天耳井、山井、金泉井、师井、顺荡井），工商业兴盛一时。随着朱元璋及其后裔推行大规模的民屯、商屯和军屯政策，汉族移民大批涌入云龙参与盐业和农业开发，汉族移民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把内地的先进文化也带来，同原住的土著民族不断融汇在一起，共同生活并共同推动云龙经济文化的繁荣。
　　嘉靖间，大理洱海周边地区的董、杨、尹、段、赵等三五大姓先后来到宝丰开采盐井，尤以董氏最为辉煌。宝丰《太和寺功德碑》记载，早在三国时期，董氏就是东吴“缙绅望族，世家金陵”。唐贞观时鼻祖董成曾为南诏清平官，到了元末任鹤庆路知的董旻之子董惠，因投明有功，授太和县县令，在喜洲定居。董惠六世孙董万卷和董氏同宗同姓的“诗、诏、诰三公”先后到宝丰开井。董氏家族因盐而富甲一方。董万卷之孙董邦宪生平好善，长大成人后出巨资投入公益事业。“造漾濞之云龙桥（今漾濞县西漾濞江上，保存完好）、建永邑之玉皇阁（今永平县玉皇阁，保存完好）、起太和之宝刹（今宝丰太和寺，已毁，遗址尚存）、置报安之小庄，名扬六诏”（《宝丰氏族谱》）。董氏家族一行的到来加快了雒马井（今宝丰古镇）开发的进程，使得这一沘江边上的古村迅速繁荣起来。嘉靖间，明政府把一直设在诺邓的“五井盐课提举司”治所迁到雒马井，设“流官吏目一人于雒马”。[2]
　　万历末，云龙知州周宪章在雒马井前始建砥柱桥。此桥横跨沘江，宽一丈，长十五丈，繚以铁索，覆以瓦屋，共十六间。明崇祯2年（公元1629年），“因盐设治”，将云龙州从旧州迁至雒马井。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改知州为流官。箭杆场、师井、上五井、十二关、顺荡井由浪穹县划归云龙州。[3]云龙由此获得沘江流域盐井的经营权。此时，通往大理、保山、丽江等地的盐马古道与桥梁也不断修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