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众传媒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效果论析|湖南大众传媒全套

　　摘要　随着中国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大众传媒已经逐渐成为在制度化公民参与机制之外独立成长的，一种非正式的，公民进行利益表达、参与政府政策过程的重要渠道。本文首先阐明了公共舆论与大众传媒两者之间的关系，然后论述了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在参与政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结合中国实际分析了大众传媒参与政策过程所带来的积极效果。
　　关键词　公共舆论　大众传媒　政策过程　积极效果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郑州450001
　　一、公共舆论与大众传媒
　　公共舆论一般是指相当数量的公民通过各种途径对某一问题产生的具有共同倾向性的看法或意见。在传统农业社会时代，公共舆论的形成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公共舆论的形成和扩散的速度、范围和影响力是有限的。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已成为公共舆论形成和传播的主要载体，公共舆论传播的速度、范围和影响力随之得到极大提高。不仅如此，人们对社会事务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大众传媒所提供信息的影响。
　　在当代社会，作为公共舆论主要载体的大众传媒大体可以分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两大类型。传统媒体一般是相对于“第四媒体”——网络媒体而言，主要是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新兴媒体是指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产生，以互联网等形式存在的新型大众传播媒介，新兴媒体增长势头迅猛，目前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公众讨论公共问题的重要平台。
　　二、大众传媒在政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大众传媒参与政策过程主要是通过形成和增强一种公共舆论，来向政府的政策过程施加影响，以使政府接受和采纳自己的意见主张。在当代社会，大众传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参与政策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角色和功能。为了分析方便，本文将政策过程简明地划分为政策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和评估三个阶段，大众传媒在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政策议程设置阶段，大众传媒通过刊发新闻报道和评论，形成一种无形的公共舆论的氛围和压力，能够有效地影响政府对政策议题轻重缓急的考虑。大众传媒因而成为政策议程的建构者之一，如拉雷·格斯顿指出，大众传媒在政府政策行为中的影响体现为：它能够把一度是私人的问题通过公开报道而转化为公共问题，使之成为政策议程的一部分。
　　在政策制定阶段，政策议题涉及的公众和利益集团都积极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利益表达，政府也通过大众传媒了解他们对政策议题的看法和立场。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贯穿于政府议程设置、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全过程，其中，包括政策方案设计、方案抉择和政策合法化的政策制定阶段往往是各种力量进行表达和游说的高峰期和关键时期。
　　在政策执行和评估阶段，大众传媒对已经出台的政策进行宣传和解释，使民众最大限度地了解、接受和执行政策，同时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反馈，确保政策的高效执行。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也可以把政策在执行中发现的不足等信息反馈给政府，使政策得以修改和完善。在这一阶段，大众传媒扮演了政策的宣传者和监督者的角色。
　　三、中国大众传媒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于倾听民意、顺应民心、集中民智一直十分重视，而大众传媒是汇集和反映民意、民心和民智的重要渠道。因此，随着中国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在制度化公民参与机制之外独立成长的，一种公民进行利益表达、参与政府政策过程的重要途径，并主要带来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积极效果：
　　1.增加政策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在戴维·伊斯顿、阿尔蒙德等系统主义政治学者看来，政策就是政治体系在政治运行中的产品。当代学者一般认为，制定和执行政策是现代政府的最基本任务，政策过程是现代政治运行的基本主题。现代政治运行的基本要求是公开透明、民主监督、依法治理，这是当代民主社会的基本共识。那么，公开透明也就是现代国家政策过程的基本要求。而大众传媒对政府政策过程的参与，可以促使政府政策过程更加公开透明。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十分强调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比如“做人民的好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在制定、执行和评估政策等政策过程中，往往习惯于为民做主，自己主动发现人民群众的疾苦和不满，通过制定和执行政策给予解决和满足，政策议程的设立更多地属于内在创始模式和动员模式，而不重视、不习惯于政策过程本身的公开和透明，不重视、不习惯时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批评。随着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进展，中国政府政策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化程度逐步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对政策过程的参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现代社会，社会公众权利意识高涨，积极参与政府的政策过程成为常态。政策过程的公开透明是大众传媒能够参与政策过程的基本条件。因此，大众传媒会千方百计地了解和获取政府政策过程的有关信息，本能地、持续地要求政府实现政策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化。英国社会理论家汤普森认为，作为公共领域，现代大众传媒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开放了一个平等、开放和自由的公共对话空间，而在于它提供了“可见度”、“透明度”这种公共性。大众传媒的存在提高了传媒事件的公共可见度，使得全社会范围得以了解这个事件。大众传媒对政策过程的参与，使得政策过程暴露在媒体营造的公共讨论空间之内，媒体通过发挥传播、放大与动员功能，使得更多的人参加公共讨论，使得每一个公共讨论的参加者都熟悉政策过程，增加了政策过程的公开透明程度。
　　2.促进政策主体从单一到多元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政策过程的主体是单一的，即以政府为单一的政策主体。当然，这并不是说政策过程中没有政府之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的参与，在政策执行阶段，当然需要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为实现政策目标而努力奋斗，这甚至是当时中国政策过程的鲜明特点。政府为单一的政策主体，是指虽然人民群众也会广泛参与政策执行，但只是被政府动员和调动的被动力量，并不是共同参与政策过程的平等主体。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逐渐从政策执行中的被动客体向平等、积极参与政策全过程的主动力量转变，中国的政策主体逐渐从单一的政府向多元主体转变，而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进一步推动和加快了政策主体多元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