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建构 通过建构独异的个体身份来解构民族意识的形成

　　澳大利亚的文学大树：帕特里克・怀特的作品既素裹着浓郁的澳洲本土风情，又与西方的文化传承有着千丝万缕的、骨断筋连的内在联系，以至他的写作风格别具一格。怀特对独特怪异的人物形象情有独钟，荒诞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个性背后体现的是对当时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意识构建。其作品中每个人物的每个独异的性格特点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着不同的社会诉求，深刻地反映了整个民族意识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怀特其实是一个解构主义者，通过对其小说人物的独异性格的建构来解构民族意识的形成。他借助澳大利亚的文化资源，建构有别于欧美文学的思想体系，客观上，怀特的写作思想和手法促进了澳大利亚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
　　帕特里克・怀特 个体身份 民族意识 澳大利亚文学
　　197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澳大利亚作家帕特里克・怀特”，因为“他史诗般的和擅长刻画人物心理的叙事艺术，把一个新的大陆介绍进文学领域”。怀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其作品可谓多产，包括十一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六部剧本和一部自传。虽然他的作品多以澳大利亚社会为背景，但由于自身生活阅历非常丰富，使得他吸收了多元文化因素，他不只从不同国度、不同风格的写作作品中汲取了营养，同时也从不同文化形式的艺术作品中，如绘画，深化了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独特理解。所以他的作品既素裹着浓郁的澳洲本土风情，又与西方的文化传承有着千丝万缕的、骨断筋连的内在联系，以至他的写作风格独树一帜且别具一格。
　　总览其作品，读者既能嗅到澳大利亚本土文学的芬芳，却又能体会到这种芬芳的与众不同，这不仅体现在怀特的选材和情节结构上，更体现在其对人物的塑造上：他对独特怪异的人物形象情有独钟，荒诞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个性背后体现的是对当时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意识构建。怀特作品中的人物分析是很耐人回味的，因为每个人物的每个怪异性格特点都像一面镜子一样，折射着不同的社会诉求，深刻的反映了整个民族的意识变迁。
　　尽管怀特自己评论过其内心的真正归属地是伦敦，从未承认自己的写作责任是以重构澳大利亚民族文学为重点的，且始终与政治文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抗议其实正是在探索着重构澳大利亚的民族意识。其作品中独异人物的塑造对澳大利亚的民族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通过对澳大利亚各个时期的社会现实的描述来解构民族意识的构建，怀特的代表作品《树叶裙》、《沃斯》、《人树》及《乘战车的人》就分别代表了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流放犯时期、早期探险、殖民时期以及当代生活的时代特征，也从客观上反映了澳大利亚文学急切的寻找和建构国家民族身份的渴求。怀特的作品中对个体自我的关注游刃有余在公众自我的表现中。
　　怀特曾对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说：“对我来说，人物是至关重要的，情节我不在乎。”可见他对人物塑造的关注，他的这种表现手法在多部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在《姨母的故事》中，主人公西奥多拉是怀特所塑造的人物中最为孤独怪异的一位。她在精神求索的过程中一直困惑于自身的世界，对于真正的人性感到彷徨。她的独异之处在其妹妹范尼的世俗平庸的性格下被衬托的更加独异，在与守旧势力为代表的母亲的冲突中更显特别。西奥多拉通过对自己个性的坚持与追来维护个人的尊严，反映了人类本性的内在危机，其实质是在影射当时澳大利亚名族的归属危机。西奥多拉的精神奋斗虽未果，却充分展示了她在这个社会大舞台上的独异化表演，这正体现了20世纪的现实主义与19世纪的现实主义的差别，比较而言，20世纪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虽然有些被悲观主义色彩笼罩的意味，但恰恰是这种令人困惑的、迷惘的真实世界才能反射出最真的色彩。
　　在《风暴眼》中，怀特集中了先前作品中独异人物的特点，性格怪癖、异于常人，与当时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背道而驰。他放大了那些走投无路之人的孤独怪异的人物特点来大力发掘他所向往的人性，植入他对民族意识的追求。主人公亨特太太的女儿多萝西远嫁法国，她既想极力摆脱自己的澳大利亚习气，但又无法实现，因此，她成为周围人眼中的众矢之的。而后离婚回到澳大利亚时，却又装模作样的要表现出法国人的高贵。她身上的这两种表现非常不协调，两种属性的矛盾使得他对自己的归属感感到非常迷惑。这一人物的塑造既反映了作者自身的复杂经历，同时更体现出当时澳大利亚人对自己民族意识的认同。
　　怀特在英国出生，在澳大利亚悉尼度过了他的童年，之后他又回到欧洲求学，接着服役于英国空军在中东工作，最后回到故土澳大利亚度过了自己的晚年。怀特的青年时代正值澳大利亚努力获得内政外交的独立自主权的时期，当时的怀特正像澳大利亚民族一样，既无法摆脱欧洲各国家对自己的巨大的影响，又渴望在国际事务中得到别国的尊重，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从而行使自己独立的话语权。这种对民族意识的构建与追求并没有通过对整个民族的抗争的描述展现出来，而是恰到好处的通过对个人性格的塑造集中体现了出来的。以点代面，以个体身份的追索来反映民族意识的认同。
　　18世纪末，澳洲沦为英国殖民地，当时的澳洲文学很多是对欧美文学的仿效，没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点。在这种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怀特通过极力创造独异的人物性格来突显自己对民族独立的渴望与追求，并想借此展示自己异于欧美文化的独特文学魅力，可又无法完全摆脱西方文学对他的影响。这种澳大利亚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使怀特所塑造的人物既与西方文学的独异人物在心灵层面相联系，又有着自己独特立行的人物塑造手法。带着澳大利亚人特有的文化底蕴，其独异性格的人物内心深处隐藏着特别的澳大利亚民族心理。20世纪50年代，从政治角度看，澳大利亚已经完成从殖民地向独立民族国家的角色转换，但是文化独立却远远落后于政治独立的脚步。真正的澳大利亚民族文化一直徘徊在西方文化的阴影里，构建民族身份的文学诉求非常强烈，学者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构建有着不同的方式，但寄予的期望都非常高。
　　在某种程度上，怀特其实是一个解构主义者，通过对其小说人物的独异性格的建构来解构民族意识的形成。他利用澳大利亚的本土文化资源，建构有别于欧美的文学思想体系。客观上，怀特的写作思想和手法促进了澳大利亚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对当时的西方主导文化和西方霸权话语的抗议有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