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实通顺的翻译理论【中西翻译理论中“忠实”对比】

　　 [摘要] 中国翻译史包括传统翻译史和现代翻译史,分水岭就是新中国的成立,为翻译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西方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也源远流长,据现有的文字记载,历时已达二千余年,几与我国翻译史同龄。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本世纪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结合之后,各种翻译流派层出不穷。本文通过忠实性来看中西译论的差距,并从中得到启迪。
　　[关键词] 西方理论研究 中国翻译史 忠实性
　　
　　中西译论,特别是中国传统译论和西方现代译论的关系,打个比喻,好似一个硬币的两面,几千年来我们习惯于盯着硬币的一面看,而今天我们把这枚硬币翻了过来,让人们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我们译界一直信奉的金科玉律,在西方新兴的翻译学派来看是否也是如此?如果用西方译论来分析我国译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笔者拟用西方的解构学派和阐释学派来分析一直贯彻于中国译论的忠实原则,从中得出一些启示。但是文章首先得对中西译论进行简要的概述。
　　一、中国翻译理论概述
　　中国翻译史包括传统翻译史和现代翻译史,分水岭就是新中国的成立,发展迅速,为翻译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的翻译理论史大致分为3个阶段:
　　1.东汉至清末民初,以马严为标志的中国翻译学的开创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佛经翻译比较著名的有:东晋的道安,主张直译原则,重质朴轻文采;唐朝的玄奘,既须求真又须喻俗,力求忠实与易懂并重。中华民族借助翻译,第一次大规模地、比较系统地接触、认识和引介佛教文化,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明末清初以徐光启为代表的觉醒了的有识之士,借助翻译引介西方的科学技术,走翻译―会通―超胜之路,以达到富强国家的目的。鸦片战争以后翻译的范围、规模、影响、参与性都是以往两次高潮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时期的翻译主力是大批的近代知识分子,相较而言,风格更加多样,复杂性也远较前两次为高,集体创作和个人创作并存。具体表现为:一是以林则徐、魏源和冯桂芬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将翻译提高到为“天下第一要政”服务(冯桂芬语) 的高度,借助它引介西方列强的兵工技艺、声光化电,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 的目的;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译书实本原之本原”(梁启超语) 的态度,借助翻译广泛引介西方政治法律和各种学术之书,以达到维新变法、救国保种的目的;三是以梁启超、林纾为代表的先进人士,借助翻译引介西方小说,使小说进入平民百姓生活。
　　2.五四运动时期以及五四后,中国翻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是文坛上明星迭出的时代。鲁迅、瞿秋白等文化名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给了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一个新的选择。郭沫若的风韵译,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论,都强调原作的神韵,将翻译理论推向了最高境界.借助翻译引介的西方先进思想和文化,中国社会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鲁迅创作的“启蒙文学”,周作人提倡的“人的文学”,李大钊呼唤的“青春文学”,使中国文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实现了现代化。
　　3.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翻译思想从20 世纪80年代的理论意识和学科意识的“觉醒期”,经过了中西翻译理论的“融合期”之后,开始进入翻译学科的全面“建设期”。这一时期,我国的翻译事业呈现出“研究”倾向,也就是描述性研究,着重对翻译实践活动的描述、揭示和认识,是一种比较脱俗的纯学术研究。
　　二、西方译论概述
　　西方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源远流长,据现有的文字记载,历时已达二千余年,几与我国翻译史同龄。西方翻译研究的主要流派有:文艺学派、语言学派和研究学派。
　　1.文艺学派。20 世纪上半叶以前的翻译可看作是一种艺术活动,研究途径侧重从原文的文学特征着眼,特别关注主题结构和话语文体,多照顾原文及原文作者方面的因素。这一时期翻译的关键是如何准确传达原文的内容信息,其争论的焦点是:在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哪个更重要? 是忠于原作的内容而不顾读者能否接受,还是变通原文而迁就读者?这种注重文字技巧,强调译文的艺术手段运用的翻译途径,我们今天称之为文艺学途径.
　　2.语言学派。翻译学者借助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翻译理论从传统的文艺学转换模式中分离出来,进行科学细致的语言层次分析。为开辟语言学途径做出重要贡献的,首先是英国语言学家卡特福德。他将系统语法用于译论研究,讨论了语境和上下文的关系,其中特别对有关原语和译语从语言结构方面的差异对翻译原则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材料转换成与另一种语言对等的文字材料的语言活动。其次,俄国的费道罗夫则明确提出翻译理论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翻译问题只有在语言学领域内才能真正解决。美国学者雅克布逊将翻译与语言符号的关系分为三类,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非语言翻译。1977 年前西德的威尔斯出版了《翻译学问题与方法》,指出翻译应以话语为基本单位,并明确使用了“翻译学”这一概念.由此可见,翻译理论与语言学的结合,产生了一大批翻译学者和译论成果,译学研究发展成为一门更科学更系统的应用学科。
　　然而,语言学派认为翻译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过于注重原文文本的分析,忽视了审美及文化因素,这些研究的不足阻碍了翻译学的全面发展。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把翻译由两种语言间的语言转换活动变成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解释的文化活动。翻译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出现了文化转向。
　　3.研究学派。这一科学命名扩大了翻译学研究的范围,加深了理论研究的发展,翻译学家从文化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理论,以多元系统派、文化学派、阐释学派、描写学派、解构学派等为代表。以埃文•左哈尔为代表的多元系统学派,以巴斯奈特、勒弗维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以图里为代表的描写学派,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学派等诸多翻译理论先后被引入国内。最值得注意的是翻译出现文化转向之后带来的翻译研究的视角和途径,这也是受惠于西方源远流长的研究方法―描述性翻译研究,更注重文本外部的研究,从宏观上把握,带有明显的“纯理论”特性。
　　三、由忠实性来看中西译论的差距
　　在中国翻译界长期独领风骚的就是“忠实”,即忠实于原文的意旨,这是国内翻译家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这一点与传统解释学家施莱尔马赫的观点一致:“作为一个译者,他所面对的文本是存在一个确定的意义的,译者应该努力去把握原意,去探究作者的本意。”但是后来的伽达默尔宣称鉴于理解的历史性,原文意旨不存在,当视域融合不存在了?在我国翻译史上是不乏实例的。比如,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时我们就达到了理解,但是即使理解了,也无法去原文作者的意图。这就挑战了我国的传统译学,同时也为我国的翻译事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复制力,拓宽了我们的翻译研究视野。那么,这样是不是说译者可以胡乱翻译,随便删改原文,因为原文意旨已经阶级改良派,为达到维新变法、救国保种的目的,删减更改西方政治法律和各种学术之书。如果不忠实了,译作有没有其他的评判标准?法国解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巴尔特宣称“作者死了”,是译者创造了译作,也是译者使原作得到了再生。译者虽然可以不受限制地对原作进行自由的想象和发挥,他毕竟还负有尽可能忠实地向译语读者传达原作的任务,所以从译者或者是译作的立场来看,是否忠于原文也许不一定,也不可能是判断译文好环的唯一标准。
　　西方译学理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对翻译实践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描写,对翻译中的各种关系进行严密分析,如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关系,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翻译目的、翻译材料与翻译手段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这些描写和分析来推断翻译的规则和原理等,具有明显的“纯理论”特征。而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普遍表现为缺乏翻译的学科意识、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经验主义译论占主导地位。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中国现代翻译思想基本形成,我国也产生了大批优秀翻译家,如王佐良,许渊冲,叶君健等,但是仍然存在差距。我们有必要引进西方翻译理论,尤其要借鉴西方翻译研究的视角和途径,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之上,吸纳西方翻译研究的长处,培养和发挥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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