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艰难作文_成长的艰难

　　 １８岁，应该是一段青春飞扬的岁月――生活刚刚为你敞开通往世界的大门。爱情、梦想和未来都站在门的那一边向你招手，所有明天的美好似乎都从门外争先恐后地向你扑来…… 　　然而，我的１８岁却是艰难的、沉重的，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地压抑。
　　我忘不了我的１８岁。
　　１８岁的时候，我在读高二。当时，我正在青春叛逆的沼泽地里艰难地跋涉。我与所有的成年人：家长、老师或者随便什么人进行着无声的战争。我挣扎、反抗、怀疑、苦闷。对父母的反叛尤其激烈，我看他们形象猥琐，思想贫乏，生存的方式太过卑下，我把这一切通通说出来，向他们发出我的抗议，从来都不顾及他们的感受。我在课堂上睡觉，或者根本就不去上课。
　　我的成绩差得一塌糊涂。可以想像，这样的一个高中学生，是一点升学的可能也没有的。老师们对我早已失去希望，甚至是反感和厌恶。我的班主任就用“害群之马”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
　　对一个头脑还很混沌的孩子而言，不被认可的生命是充满苦痛的。我记得自己当时老是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活着？要不要活下去？”为答案所苦恼时，我曾经几次大声地责问过我的父母：“你们不知道我生下来要受苦吗？干吗还要生下我？”
　　每次他们都对我报以沉默。
　　就在这一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危及生命。本来就很困难的生活变得更困难了。
　　母亲一个人担起了支撑整个家庭的重担。她向来体弱多病，现在她要伺候家中三个老人，要照顾重病的父亲；要筹措四个孩子读书的学费；要种十几亩地，管理果树，喂猪、喂兔子、喂鸡鸭鹅……为了这个家，她拼上了性命。
　　然而，四个孩子回家汇报的学费数目还是常常逼出她的泪水来。
　　亲戚们纷纷写信来，要父母让两个孩子休学，只保证两个孩子的学费。当时我的成绩已经是可以放心地绝望的。看见课本，我简直头痛欲裂。我是实在不想读书了。然而，母亲坚决不同意。“哪怕我累死，我也要供你们读大学。”她说。
　　以我那样的成绩，还读什么大学呢？
　　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似乎只要我还在学校，她就仍抱有希望，不管这希望有多渺茫。
　　她去卖去年的花生、缸底剩下的３０斤豆子，或者陪着笑脸去承受好几户人家的白眼，只为给孩子借１０块钱的伙食费，或者在毒热的太阳下去邻村屠户家商议把猪抵押给人家，先借５００块钱来，为准备新学期开学……她用尽了所有办法，只是绝不去想让孩子休学的念头。
　　在走过那个时期以后，我时常反思这段经历，总也弄不明白当初自己为何竟能在那样的艰难岁月中一边发自肺腑地内疚，一边依旧顽劣不改。艰难的现实让我深切地痛恨自己，但却没有把我拉回正轨。我天天挣扎在深深的矛盾中。
　　这种心里苦闷的结果是我开始越发地焦躁，甚至在课堂上公开地顶撞老师。一位年轻气盛的历史教师终于被我气坏了，他要求学校开除我，否则，他就**。班主任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除掉我这样的“害群之马”。他要我叫家长到学校办退学手续，把我领回家。这已经是１８岁那年的岁末了，高三第一学期即将结束。
　　这一次我真的害怕了，虽然我是坏学生，可我怕让生病的父亲生气。那时候父亲的身体稍稍有点起色，但还是站立不稳。班主任并不听我的哀求，他心意已决，我只能把自己酿的苦酒吞下去。我跑到山坡上哭，满心满嘴里都是命运的苦味――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等我的苦味传到父母心里时，要加浓多少倍！
　　那一天，父亲不顾母亲阻拦，坚持要自己到学校去。他实在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就披上我已去世的姥爷留下的一件棉大衣，来学校跟我的班主任谈判。他在家里走路要扶着墙才行，但那天，他来回走了十几里山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在清晨的微明中走到学校，又怎样在黄昏的寒风里走回家的。
　　父亲与班主任谈了整整一天，我听见班主任声色俱厉地对父亲数说着我的种种劣迹――父亲，我的年近６０岁的、身患重病的父亲，因为我，要坐在那里听凭我的年轻的班主任的训导――我站在他们面前痛哭失声，再没听见他们在说什么，只知道最后的结果是班主任要我“留校察看，以观后效”。
　　送父亲出校门的时候，已经是夜色弥漫了。那正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风大极了，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大的风。凛冽的风弄乱了他花白的头发，他的整个人几乎都要随着大衣被吹起来。他走得很慢很慢，那大病初愈的身体似乎承载不住厚大衣的分量，但他不允许自己走得不稳。我要送父亲，他不肯，只说：“你回吧，好好学习，你是个好孩子，会给父母争气的。”这一句话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让我一生都难以忘记。
　　可能，每个人的成长里都有觉悟的一刻吧，有了这一刻，一个少年的生命才最终和养育了他、而他又在反叛着的这个世界真正地融为一体。
　　我想我的觉悟应该是在这一个大风的傍晚、在父亲病弱的身体和厚重的大衣面前。不是打和骂，也不是长篇大论的教诲，甚至不是家庭的苦难和母亲的泪水，而是父亲在屈辱的绝望中依然寄托在我身上的爱和希望，让我的灵魂深深地羞愧并哭泣了。
　　我在班主任震惊异常的眼神里度过了我的复读生涯。２０岁那年夏天，我考上了一所师范学院。这在我们学校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我记得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因为生病好几年没喝酒的父亲特意去买了一瓶“老白干”，自斟自饮了好几杯。我只是看着他喝酒，却没有为他斟一杯，虽然我知道他极想我那样做，但是我没有。我怕自己禁不住流下泪来。
　　责编：欧阳灼插图：姚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