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情缘 吴慰慈：牵手图林　一世情缘

　　我对图书馆的感情非常深厚,我离不开图书馆。我的事业一开始就在这个领域里,从所知不多到知道很多,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经过老师的指引,朋友的支持,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的。这个过程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和障碍,每走一步都感到很欣慰。
　　我对自己从来没有满足过,我总觉得做完一件事情心里面就踏实了一些。做工作最主要的是有科学的态度,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夸大成绩,不能沾沾自喜,不能看不起别人,多看别人的长处,不能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这样就能和老师、学生以及我所影响的学术共同体范围内的同仁们和谐相处,共同进步。
　　我这一辈子,始终长时间地从事图书馆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就是我的人生道路,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大半辈子,我还要坚定地走下去……
　　
　　话说2007年,图林有件“大事”发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领域标志性的人物――吴慰慈教授70华诞,诸多尊敬吴老的同仁、学生纷纷拿起笔,或写贺词,或致贺信,为他祝寿。这些贺信、贺词随后结集出版,取名作《传薪集》。吴先生享此殊荣,是与他的学养及人品分不开的,有这么一句话形容吴教授,说他“气度温文尔雅,学术严谨求实,思想丰富厚重,性格坚韧不拔”,深为业界同仁所认同;而以“传薪”二字来概括吴老,则再贴切不过,自1973年10月调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今信息管理系)任教以来,他就彻底扎根在了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上,今年七十有二的吴老,仍然在带自己的博士生。而说起吴老牵手图林,就更要往上追溯到1957年他考入北大图书馆学系时,这一牵手,就是一辈子……
　　
　　走进图书馆学专业
　　
　　1957年9月,通过参加全国统考,吴慰慈考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当时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还不是很为人熟悉,吴慰慈考入的北大图书馆学系,也不过刚刚成立10年,之所以报考这个专业,吴慰慈称的确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浮山中学坐落在群山里面,没有什么可玩的,我们连电影都没看过,整天就是学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就养成了爱看书的习惯。参加全国统考时,我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觉得将来要是能在图书馆工作,看书会很方便。正是抱着这样一个朦胧的想法,我一步迈入了这个专业。”
　　那时的北大图书馆学系名师云集,系创建人,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王重民先生,以及刘国钧、陈鸿舜、邓衍林、周文骏等诸位教授,引领着年轻的吴慰慈进入了图书馆学领域。一贯刻苦的他在北大浓厚的学习氛围中如鱼得水,再加上名师们的指点和帮助,使得他越学这个专业兴趣越浓。
　　1961年,吴慰慈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了天津图书馆工作。这一干,就是12年。在这12年中,他做过基层馆培训、业务辅导、宣传、古籍整理……吴慰慈很看重在天津图书馆工作的12年,“因为它从实践的角度进一步验证和丰富了我的专业知识。虽然工作内容有限,但是我很努力,工作态度和工作质量受到大家的好评。”这段经历为吴慰慈后来的教学和研究打下了实践的基础。
　　“实践是非常重要的,光有书本知识,不结合实践经验,很难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实践使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研究图书馆学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脱离唯物主义基础的研究难免会产生思维的局限性。
　　实践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书本上学不来的。实践当中遇到的问题、获取的知识,对我后来从事教学是一种很丰富的营养。我写了一些书,写过很多文章,我始终认为天津图书馆是一块肥沃的土壤。这块肥沃的土壤为我进一步研究图书馆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学生是最值得珍视的财富
　　
　　1973年,吴慰慈调回北大任教,“重新回到了母校,心情变得很好。因为我学习在北大,现在能回来为母校的发展、为图书馆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感到无比幸福”。那时候吴慰慈30多岁,正是好年纪,精力充沛,很好地接续了王重民等老一辈图书馆学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成为全国高校图书馆学基础课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那时候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艰苦,吴慰慈住在北大,还要到昌平分校任教,有课时早晨六点多钟就要赶班车去昌平上课。那时候没有高速路,从北大到昌平分校大概要走一个多小时,到了分校,就要连续上三个多小时的课,下课后才能在昌平吃点饭,马上再赶班车回到北大,再骑自行车回家,经常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为了保证上课时间,吴慰慈一直坚持骑自行车,骑了30多年。后来上岁数家人不让他骑了,老伴把自行车卖了,他还为此难受了一阵子。
　　自1977年9月起,吴慰慈在北大开始独立承担图书馆学概论这门基础课的教学工作。当时这门课程是作为图书馆学专业的入门课程开设的,即通过讲授,使初学者对图书馆、图书馆工作、图书馆事业的全貌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学生反映说教学内容“单薄”、“没有学科的理论高度”,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这也是同时期各高校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引起了吴慰慈等相关课程授课老师的重视。进入上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朝着综合性方向发展,各相关学科互相渗透融合,由技术方法描述逐步向理论思维升华,国外一些图书馆学理论著作也相继传入。经过几次全国性的图书馆学系基础课研讨会,要提高图书馆学系基础课理论教学层次的共识逐步达成。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背景下,从1984年开始,吴慰慈在《图书馆学概要》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本课程不仅担负着专业启蒙教育的任务,其教学目的也在于帮助学生运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系统掌握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弄清图书馆学研究范畴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趋势,为学习其他专业课奠定初步的理论基础。为此,他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努力提高课堂讲授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经过10年努力,《图书馆学概要》课程内容有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以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为骨架的教学新布局。像这种开创性的工作,在吴慰慈长期从事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还有很多次,他主要执笔拟定了第一部图书馆学基础教学大纲,是第一部示范性教材《图书馆学基础》(1981年)的主要参与者,后来这部著作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一等奖。
　　1983年,吴慰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96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自招收博士生后他就不再招收硕士生了,因为精力有限,只能集中精力培养博士生。吴教授一共培养了27名硕士研究生,这些人大概有2/3在国外,大多数还从事图书馆学专业。“我重点说一下博士生,我是1994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的,当时的博导是全国评选,一所学校也就一两个名额。博士生我一共培养了25个,其中6人在读。已经毕业的19人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现在大部分人都已经晋升教授,有些被遴选为博士生导师了。他们作为骨干在各高校任教,有的也已经培养了自己的博士生。”谈到自己的弟子,吴教授总是喜形于色,学生是他最珍视的财富。
　　“我的硕士生加博士生50多人,可以说比较好地在图书馆学方面贡献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吴慰慈在培养博士生的过程中有一些体会:
　　第一,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既是师生,又是朋友。他严格地全面要求学生,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严格按照北大的高标准培养博士生,学生们都感到收获很大。有的学生说,读吴老师的博士,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而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第二,教师必须要全面地关爱学生,让他们成才。不仅关心其学业,而且关心他们如何做人,还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就业。
　　吴慰慈坚信:学生是最宝贵的财富。他说:“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这些天之骄子本身就是社会的财富,另外他们终会给社会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这是更宝贵的。”“直到现在我还在培养博士生的第一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我认为培养博士生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想办法以最快的时间把他们带入本学科的前沿,使他们能够在本学科的前沿阵地上开展研究,大展身手,能够发表一些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我想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还能够工作,就一定继续把博士生培养好。”
　　吴老说全面关爱学生,绝不是空话,他每年都有很多机会到各地参加学术会议或演讲,因为桃李满天下,所到之处,往往有学生闻讯赶来拜望老师,不管是多少年前的学生,他总能一口说出名字和工作单位。也因此,吴老得到了众多学生由衷的尊敬。
　　因为工作的需要,吴老大概先后到了美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几十个国家,去讲学和参加学术会议。这主要集中在他担任北大信息管理系系主任期间,因为这些工作,他与国外的学者也建立了很好的学术联系,有的成为很好的朋友。吴老遂通过他们把自己的博士生送到国外其他地区的学校培养,对学生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开阔眼界,使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如何更好地做一名研究生,有学生说:“我觉得研究和教学都不能够搞封闭,应该开放,更加开放。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一生勤勉,问学不辍
　　在带好学生的同时,一生勤勉的吴慰慈教授始终没有放松自己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领域的学术研究,当然这也与北大在考核教师的学术研究工作方面始终坚持高标准有关。从1973年至今,每年他都会发表文章,每隔两三年都会有著作出版。从数量上来看,吴慰慈教授已出版包括《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学理论与方法》等在内的专著、教材20多部,发表论文300余篇。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的编撰,担任其中“图书馆学综合分支”副主编,是其主要撰稿人。他在1991年被提升为教授,1994年被提升为博士生导师。
　　从1996年到2002年,吴慰慈担任北大信息管理系的系主任,有一段时间还兼任系党委书记,那时候的工作很忙,但是除了完成行政工作之外,他仍然坚持发表论著。时间和工作冲突,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但是“我觉得自己处理得比较好,行政工作照干,发表论著也没有减少”,这是靠拼搏出来的。吴老今年72岁,在65岁以前,他都没有在每天晚上12点以前睡过觉。“现在年纪大了,我得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但也还坚持研究工作。我认为研究工作没有终点,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另外他还有很多的社会职务,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情档学科的召集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学术地位比较高的一项工作。还担任过国家教育部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两届)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四届),以及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的兼职教授等。现在还是《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等核心期刊的编委。“担任这么多职务,对于我个人来说有得也有失。总体来讲,虽然花了一些时间和精力做这些学术兼职工作,但只要是为社会服务,便是值得的。这些工作也帮助我思考很多问题,使我学会了如何组织图书馆学研究,如何发现有实力和有发展潜力的中青年学者,也使我掌握了处理一些复杂问题的能力。还学会了与青年人如何沟通,如何尊重他们,引导他们,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展工作。这些社会兼职很累很乏,但对我来说是一种培养,是一种煅炼,是一种提高。作为一名学者,不能当书呆子,要善于从事各方面不同层次、不同对象的学术研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李超平教授曾经这样评价:“对于图书馆学,有一些人的名字似乎具有符号意义,比如,彭斐章老师,让人联想到目录学;张琪玉老师,让人联想到情报检索语言;吴慰慈老师,任何一个从事图书馆学研究的人,都会不假思索地把吴老师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联系起来。”能够让别人把自己与一个研究领域联系在一起,这本身就表明了一个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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