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德治的宗教人性观起源]德治的起源

　　摘要：西方的法治思想与古代中国的德治思想有着深刻的宗教渊源。中西宗教不同的人性观催生了中西方不同的治国思想。基督教的原罪教义认为人性是恶的，因此立约与法治才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儒释道则认为人性是善的，因此道德的教化与后天的修养，才是实现社会自然治理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法治与德治、中西宗教人性观、原罪、性本善
　　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说，西方的法治与东方的德治的思想来源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西方的法治思想主要来源于基督教的性本恶的人性观，而古代中国的德治思想则主要来源于儒释道的性本善的人性观。
　　一、 基督教的人性观与西方法治思想的宗教起源
　　（一）基督教的人性观
　　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但因为上帝是一种精神存在，没有物质化的形象，因此人的身体不适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人就有许多动物性的东西，即肉体所具有的感性本能和欲望。
　　中世纪时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后来也成为教会官方理论。阿奎那认为，人性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然欲求，二是感性欲望，这两者都是人与动物共有的，是肉体存在的共性；第三，人性中还有理性和意志，它们所欲求的是普遍的真理和最高的善，这是人能够与上帝相通的根据。所以，基督教的人性论也可以用“人之初，性本善”来说明，只是中国儒家所说的“性本善”指人性本质是善的，种种不良行为不过如污垢蒙蔽了珠玉，虽然肮脏却不改其质；基督教的“性本善”是指人本来是善的。
　　那么，人为什么又变成了“罪人”呢？主要是因为：第一，人有感官欲望，使人产生虚荣和骄傲之心；第二，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使人有能力决定自己的行为，但是人却不会运用。在伊甸园里，上帝对人说，不可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否则会死；而魔鬼则对人说，吃了果子会变得识善恶、辨真伪，与上帝一样聪明。最后人滥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误解了自由的含义，妄想达到与上帝同等的高度，做出了违反理性的选择，因此犯下了原罪。
　　原罪的教义是基督教重要的基础教义。基督教清楚地告诉人们，“原罪”是由始祖亚当传下来的。自亚当以后，人一出生就带有“原罪”。“原罪”被认为是人思想与行为上犯罪的根源，是各种罪恶滋生的根，会把人引向罪恶的深渊，又是使人难以自拔的原因。
　　（二）西方法治思想的宗教起源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需是法律或法规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或法规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从人性的观点来看，法治本质在于对恶的人性的限制与压制。根据基督教的原罪教义，人性是恶的，人的致恶倾向是客观存在的，而人自身是无法选择善的，因此需要立约来限制人的恶的倾向。而且由于人人都是有罪的，即使是圣人也不例外，因此通过圣人的道德教化治理社会是不可能的。
　　所以西方的法治思想是与中国的人治思想相对立的，是一种通过约定俗成的习俗、规范、教义或强制的法律来遏制人的恶的本性，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二、 儒释道的人性观与中国德治思想的宗教起源
　　（一）儒教人性论
　　人性论一直是儒家思想史上重点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孔子是第一个提出人性理论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这里的性，一般认为就是指人性。意思是说，人的先天本性是相似的，但后天所受影响不同、习得不同，故在行为上有善恶之别。
　　孔子的主要思想在于“仁”与“礼”，因此他并没有对人性展开进一步论证，但孔子却奠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础，这就是：第一，人性是相近的，没有圣人凡人的区别；第二，注重后天的“习”的重要性，通过自身努力，人人都可成为圣人。
　　随后，孟子系统地论述了人性问题，提出了性善论，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孟子的人性论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一、人性之中皆有“善端”。正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二、性善论强调人所独具的向善的可能性。孟子认为只有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才堪称人性，而孟子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但同时孟子强调“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也就是说人们都具有愿做君子而不甘为庶民的心理倾向，而这正是人性之善的表现。三、性善论是从人文历史演进的角度立论的。孟子认为：若把人单独来看，确实有善于不善之分，但如果概况起来，从人文历史演进的大趋势上看，自然是趋向于善的。
　　荀子虽与孔孟一样，主张人性是天生的，但不同的是他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恶的。人性“生而好利”，有趋利避恶的本能，故不讲忠信；有声色犬马之欲望，故忘记礼义。所以“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他将社会中产生的争夺、残杀、**等现象，均归之于人性恶。
　　荀子的性恶论虽与孔孟的性善论背道而驰，但却依旧强调后天学习为善的必要性，强调礼乐教化的价值。
　　西汉时期的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人性观，将人性分为三类：“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与“中民之性”。其中，圣人之性天生就善，不用教化；斗筲之性天生就恶，不可教化；而中民之性可善可恶，最需教化。这就是董仲舒的“性三品”说。
　　到了宋明时代，理学兴起，理学家认为先秦儒家对人性简单的善恶划分，不能解释复杂的人性现象。儒家人性论进一步发展，达到最高峰。张载将人性认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程颢、程颐则发挥了张载的观点，认为“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朱熹则进一步发挥完善了二程的观点，认为“论天命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
　　总之，无论哪家哪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认为后天的习得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恶的形成，还是让人弃恶从善，都与“习”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