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本正经”的另一边] 一本正经

　　当我一本正经地集中重读了斯继东的小说作品后，或者说正当我将一本正经地评述他的小说创作时，终于发现“一本正经”不一定是十分讨巧的架势。因为，斯继东在自己的一部小说里预示到，“这个小说会有很多朋友不喜欢”，他们是“一本正经写小说的人”（中篇小说《肉》，载于《青春》2008年第11期）。言下之意，在“他们”的另一边，尚有着不是“一本正经写小说的人”了，在这个群体中，就有着作家斯继东。于此我自然地联想到，在以“作为利器的文字”为题的“马炜访谈录”中，斯继东曾经发问：“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一门游戏的艺术？”对于这一个问题，小说家马炜回答说：这是一种境界，它意味着“当你思考成熟而且技巧娴熟时，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摧毁横亘在面前的叙述障碍，这就像在玩一种游戏”（见《浙江作家》2004年第1期）。
　　我想，这或许就是对于斯继东小说创作流程的精彩注释：他在“走向”一本正经的另一边，他在“追求”文学游戏艺术的境界。
　　我是从小说认识斯继东的，属“先闻其声后见其人”的交友类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至今近二十年交往，无意中竟陆续阅读了他的极大部分的中短篇小说作品，渐次在我的记忆深处建构了斯继东的小说走廊。并且，若明若暗地突现着他行进的台阶：从艺术风格上，无不显示着他的“走向”与“追求”；而从主题上说，上世纪末期以表现沉重的家族沿革为主体，本世纪初则以透视纷纭的世相变幻为主体，继后至近期，则以世相为平台，重于张扬人性以及呈现人性纠缠的灵魂。作家斯继东就这样从传统主旨的开掘，延伸到人性本真的诠释。当然，其间难免间夹着主题的反弹和超越。这就是我要述说的，斯继东小说流程的概貌。
　　
　　斯继东的文学人生是在“寻根文学”的摇篮里孕育的。中篇小说《寻找家谱》（载于《野草》1997年第3期）如其命题昭示，显然是个“寻根”作品。这是斯继东的开局之篇，却也是他深积厚发之作。小说谱写的是从咸丰年间启始到今的一户斯姓家族变迁史章。小说以缠绵的铺叙、动人的细节和贴切的语言，忆述了列祖列宗的人生碎片，既展示了复杂的人性、动荡的时局，又刻画了人间的真情，从男耕女织的中国南方山村模式中，寻找斯姓家族代代传承的精神。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作者涉足文坛的一次上规模的演习，而在这次演习中，已然显露了作者语言艺术的令人可喜的技能水平。
　　如果说《寻找家谱》以浓重的纪实语言为主的话，那么短篇《飘在水上的白月亮》（载于《今天》2002年第3期）则能显见作者象征语境的创造，强化了文本的艺术风味。短篇情节很简单。写的是一位作为弱者的娘，死了丈夫后带着“我”转嫁赵家。为了供“我”念书并免受欺凌，娘“答应了那个猪一样的村长”。但“无法改变命定的生活”，“‘我’终于用我的死证明了我对娘的爱”。“我”向往“另外一种生活”，但“娘离不开我”。作者构筑了“我”跟戏班子白胡子老头学胡琴的平台，展现“我”的这种矛盾心态，宣泄“我”的困境和人格的力度。作者超脱一本正经的叙事框架，磨炼诡巧的艺术技巧，连同象征手法的运用，拓宽了“家谱式”的思绪空间。我认为，这是斯继东的一次成功的自我超越。
　　斯继东曾说，一篇好小说得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个好故事；二是要把故事讲好。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又说，小说家水平的高低在于能不能把故事讲好。我以为这实际上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理论话题。斯继东在短期的创作实践后，作为经验敏感到了“怎么写”的课题。这是作家文体意识提升的结果。正因如此，他新世纪的创作成品，不仅从题材上由“家谱式”的“寻根”，提升到对于世事万象的审视和诘问的高度，并且从叙事模式上，也由传统的平铺直叙，提升到“游戏式”地肢解、重组叙述对象，为读者提供全过程阅读快感的高度。
　　中篇小说《痕迹》（原载于《青春》2003年第1期，转载于《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8期）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痕迹》的情节也较简单明了。这里借用我在评论这部小说所概括的语段：“它无非以半世纪前被反动派枪杀的梅婷女子是烈士还是叛徒案由为线索，经层层征询破解而获知一个无可奈何的结论所串联的一个一个人生故事。”（见《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8期）关于这部作品的成功，其一体现在对于传统思维逻辑的冲击。作品让我们在人性的层面上，感悟表象下的深刻，以重新审视特定岁月的人种行为，包括颇有微词的灰色人等，并寄予普遍的人文关怀，给予情理相融的理解和宽容。其二呈现于对传统叙事模式的突破。原生素材是国内革命战争事件，原创题材可以是案件的侦讯破解过程，它们本来就具有较强的可读兴味。但是，作者别出心裁地运用当代的叙述空间，攫取不同的叙述角度，借代谜阵层迭的叙述方式，铸就扑朔迷离的意境，借此传递渐趋亮化的信息。我觉得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文学游戏的一次实践。当然，这个“游戏”之说是褒义的。
　　游戏人生是人类低调的共识。但当作为一种艺术法则驾驭的时候，人们可以如临其境地彻悟人生原来是这么多姿多彩。短篇《猜女人》（载于《文学界》2011年第8期》）就是这样。这个短篇写的是一个街头故事。我理解为它是表现青春期的躁动和成年期的务实相参照的镜头系列，调侃、戏谑、杀戮、反思，像一组交相链接的图片，由此映示人生运行的轨迹。这样的题旨，要是一本正经地描绘的话，很可能不会有多大的醒世意义。作品的魅力恰恰在于一本正经的另一边，在于作者所抢拍的、渲染的镜头本身，它们让我们在文学语言的殿堂里尽情地享受。无所事事的一伙小镇学生，在暑假的烈日下，看女人，猜女人，想女人，求解一道道求解不出的方程；一个女人的出现，移动的白裙子，披肩的长发，红色的三角内裤；一场***的发生，一把水果刀，一幅白绢，一朵一朵血红的梅花。种种物象、事象、意象，借助作者舒缓畅达的话语表述，烘现在读者眼前，撩拨读者的心弦。直至短篇关于若干年后的再一次表述，给作品平添一层梦幻，又重新把读者诱进一个新的迷圈。尽管它的时段间隔影响了情节的信度，但作品的虚实相间、动静相合的叙述，毕竟给了人们一个思索、想象的空间。它是一个催人猜解的作品；它又是一个诱人品味阅读全过程的作品。我总以为，阅读快感应当附着于整个阅读过程，而决不是读物的终端。一个作品能够以语言的力度，张扬读者想象的翅膀，以此扣住读者的整个阅读过程，是一个应该首肯的作品。
　　于此，我想说斯继东的另一部作品《肉》。这部中篇写的是一个军营羊倌与一位当地村妇发生性恋的故事。军人与有夫之妇性恋，显然是严重违犯军纪的事件，它是与《痕迹》里梅婷女子涉嫌叛徒一样严肃的题材。而且，从表现样式上看，这两部作品可以说是同类的作品。只是，《肉》的游戏程度有了进一步的扩张。作品的情节由多位叙述者轮换叙述完成。叙述角度的变换，加重了叙述的内容，并滋生出声东击西的趣味。我知道这是作者很感兴趣的笔法。同时，语辞的挑逗，也是作者惯用的技巧，有不少精湛词语是作者长期锤炼的结晶。譬如，陪床小姐被警察抓住了，警察要她查认作案者，小姐说：“哪还记得那么清啊，我又不是跟他的脸做？”又譬如，有人要同行者对证，同行者说：“我说了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小姐。”平白，贴切，充满质地，简直达到难以另选妙句的地步。就是偶然需要描绘准黄色段子的那些章节，作者却也能用“在黄渣泛起之际、正是碧水清涮之时”的手法，归还一个纯净，给人的是人性和道德的快乐，而非感官的刺激。此外，细节描写也很讲究。“羊圈里都是母羊，没一只公的”，以致军队领导顺口发问“添了几只小羊羔”后，成为羊倌“一个根本解不开的难题”。这个看似随手捎带的细节，恰恰成为羊倌犯案的背景，为铺展人性构建了避风的港湾，也为作品主题提供了思考的注解。我认为这些描写，固然具有“游戏”特质，但作家没有离开冷静、缜密及至清高，它为文学游戏的内涵，填补了必不可少的素质。不过，我在此迫不及待地要述说《肉》，旨在肯定作者功力的同时，还在于要提出关于“游戏”的“度”的问题，以期引起对于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游戏的梳理。有人说，《肉》这部小说是“故弄玄虚”。我不想轻易认同这种说法。但我又想权且生造“玄虚有故”的词儿，以便于对“度”的辨析与把握。如果这种思辨成立的话，则我捉摸到这部作品存在着一些无“故”的情节，更具体地说是存在着一些与小说主题丝毫无关的情节。因此，《肉》没有《痕迹》那么干净利落。小说的“越位”和“超度”的叙述，诚然可以丰满信息量，但正如这部小说，曾间或给人一种滞缓、脱味的阅读感受，给读者增添了阅读障碍。这是令人遗憾的。不难联想，它可能或多或少地也曾生发过作者的叙述障碍，同样令人惋惜。
　　游戏人生固然是人类低调的共识。但当以“人生游戏”理喻人类的生存，则就是对于境界的一种穿透。同样道理，当文学创作成为一门游戏的艺术的时候，文学创作就进入从“呈现”至“穿透”的提升过程。斯继东的小说创作就是这样由“意为”开始，进入近期的“意识”状态，借他自己的话说，“写作就是寻找”，“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手绢”（见访谈《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块手绢》，载于《文学界》本期）。这是作家对于文学游戏的自觉升华。
　　短篇《今夜无人入睡》（原载于《收获》2009年第2期，《小说选刊》2009年转载）描述的是四男一女平安夜的不能入眠。情节简单，却扑朔迷离；形象清晰，却捉摸不定，以至于侦案老手女警官也如入迷宫，疲命于多方寻找的时程。“世界是不可知的，至少对人类而言”。所以，什么都得寻找。但寻找又有何必要？人类生存本来就没有公式，又有什么必要和可能求证方程！小说的主旨是提供寻找历练，让读者从小说的情节、人物、场景以及气氛里，臆想生活的画面和形象的特征，从中感悟作品存在的整体意义。如果把《猜女人》与《今夜无人入睡》作一牵强的比较的话，它们可以归属同一体类，但前者肤浅，后者深沉；前者是我所说的“意为”之作，后者是我所说的“意识”之作。虽然它们都是游戏的艺术，但不难领悟作家游戏水平的高低。
　　或许是无巧不成书，有似便成类。尽管斯继东的小说题材没有定性，意味着作家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广博的思维空间。不过，还是不难发现潜涌在作家心灵底处的一种东西，那就是信仰，或者说是信念，是它在“一本正经”的“另一边”渐次释放。短篇《赞美诗》（载于《中国作家》2012年第3期）和短篇《蔷薇花开》（载于《文学界》本期）貌似诠释“因果报应”这一禅语。在《赞美诗》结尾，山农惊蛰终于成老鸦窠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基督男教徒，因为家庭的残破让他懵里懵懂地悟到自己的“心魔”。女儿发现父亲性情大异，村人说他先前恶人得了报应，如今“迷途的羔羊得了拯救”。然迷在哪里？惊蛰执意让唯一的妹妹出嫁到城市，结果，妹妹自尽，老婆疯死。一个执念，带来的却是一个家庭的破灭。信念和信仰的落差，图解出了人世的沧桑和悲苦，也暗喻了人子羔羊般的无助。《蔷薇花开》是更富象征性的一个短篇。孪生姐妹发生在同一个男子身上的情感纠葛，因妹妹的奸诈与姐姐的忍让，让妹妹暂时胜出。之后，两个家庭的兴衰结局，看似又在诠释“因果报应”说。但是，小说的结尾恰如柳暗花明，老爹的离世让“两颗因世事人情而疏远的心，似乎又重新贴到了一起”。显然，小说只是以“报应”为楔子，着眼于亲情中的隐忍和宽容，传提的恰是人类和谐生存的普世价值。我认为，这是这篇小说穿越传统题材的成功，也是作家提升文学游戏价值的成功。
　　流程永远不会完结，路在自己脚下延伸。然而，地球只有一个，人类的任何运动离不开地心引力的牵制。我们期望斯继东继续恪守作家良知，遵守文学游戏规则，以作为人学的文学的名义进入“另一边”的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