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奔”的诗歌:裸奔的馒头快穿天道

　　摘 要：网络诗歌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兴起以来，诗坛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中国低诗潮在诗歌的网络时代中应运而生，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低诗潮将诗歌纳入公众视野，为诗歌赢得了广泛关注，但同时其带来的问题与消极影响也值得警惕。本文以分析低诗潮“崇低”的表象着手，进一步探析“崇低”的深层内涵，对其所引发的诸多问题进行讨论。
　　关键词：中国低诗潮 崇低 问题
　　步入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载体的诗歌显得格外亲民，参与诗坛的人越来越多。海纳百川虽好，但也面临泥沙俱下的困境。“各种崇低、解构、审丑、批判等类型的诗歌纷纷登陆网络，前沿诗歌思潮轮番表演”[1]，中国低诗潮应运而生。遵循着“崇低”这一共同原则，“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等圈子，以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成为诗坛的弄潮儿，引领诗歌裸奔向前。
　　一、歇斯底里的狂欢与嚎叫
　　“崇低”的诗学主张与假、大、空、虚饰、崇高等针锋相对，高举审假、审丑的旗号，诗人们纷纷引体向下，诗坛已然成为狂欢派对，嚎叫之声喧嚣不绝。由之而生的诗歌由内而外，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迈向脱光状态。
　　就内容而言，低诗潮诗歌呈现出贬低化、世俗化与肉体化的特征。贬低化意味着诗人认为一切崇高都是虚饰的，他们专意以低姿态去解构崇高，将人们避而不谈的东西呈现在世人面前，撕破崇高的假面具。以徐乡愁的诗歌为例，“屎”这一独特意象可以说是他的创造，“屎”在他的诗歌中是最崇高的东西。“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屎是他对祖国的贡献；人的本质就是肠子里面的屎，诗人的安全感来自于“一炮热气腾腾的鲜屎”；诗人的快乐“从屎与肛门的摩擦中获得”。在臭气熏天的诗坛，诗歌的神性悄悄剥落，任由“屎”狂欢，那么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诗歌又脱掉了什么呢？网络使诗歌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的局面不同，当今诗坛是诗人的盛世，而不是读者的狂欢。只要有电脑和网线，人人都能参与诗歌创作成为诗人，诗坛就是最好的宣泄场所。鸡毛蒜皮可以吟诵，私语呢喃可以歌咏，愤懑不平可以嚎叫，我是诗人我怕谁。例如赵丽华的伟大发现，“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蚂蚁”。毫无疑问，她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但她的发现绝对是全世界最无聊的。诗人为何呈现出鹦鹉学舌般的愚蠢？诗人的睿智那里去了？我想诗歌之所以愚蠢无聊，大概是因为诗人仅用下半身思考。与世俗一起，媚俗彻底将诗歌打入十八层地狱。肉体化便是下半身思考的结果，是媚俗的表现。如果人人都是诗人，作诗就像说一句不必负责任的话一样，那诗歌的价值何在？当诗坛沦为下半身的狂欢派对，诗歌沦为黄段子，诗人何以自持？
　　与内容的相应，低诗潮诗人追求“低性写作”，他们拒绝玲珑的诗意与模棱两可的语言，而以口语为宗，追求明朗易懂的效果。低诗潮诗歌的语言形式是毫无创造的歇斯底里，充斥着私人化的呻吟与流行化的嚎叫。私人化的诗歌多数内容浅薄，不外乎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经不起推敲。诗人或倾向于追求那喀索斯式的感伤，惯用描述性的语言描述私人体验，沉浸其中顾影自怜；或借由语言的外壳将内心的愤懑发泄的淋漓尽致。诗歌沦为一股怨气，私人化的诗歌不是吟咏，而是一声声呻吟不绝于耳，只能令人感到羞耻。诗歌发展至今，早已不再是“作”，而是“描”，描述使诗歌失去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使诗坛像一汪绝望的死水，而这些所谓的诗人只能无返顾的裸奔，借由噱头来挑起观众的猎奇心理。低诗潮诗歌由于产生于网络，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和互动性，因此它的语言呈现出流行化的特点。口语化是流行化的内核，是哗众取宠的砝码。低诗潮诗歌在语言上放浪形骸，表现出决绝的姿态，与种种粉饰现实、精雕细琢的做派决裂。相对于欲说还休的矜持，明朗易懂固然自是一种风格。但是，用明朗易懂的口语随意进行酣畅淋漓的痛斥针砭，尤其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上，痞子气十足、尺度无底线、在两性之间大做文章，不由的让人想到泼妇骂街这个词语，这何尝不是诗人的堕落呢？
　　二、“崇低”的深层意涵
　　中国低诗潮引起一场不拘一格的言语狂欢，在文坛激起轩然大波。低诗人以“破坏即重建”为口号，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力图冲刷诗坛病象，以“崇低”来反对伪文艺、伪文化、伪道德。“崇低”一词被赋予极具崇高色彩的深层意涵，究竟“崇低”从何而来？是否经得起质疑呢？
　　（一）对文化传统的以暴制暴
　　中国低诗潮的破坏力量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低诗潮的确使诗人阳刚起来，为诗歌博得了广泛关注。但是他的成功是通过以暴制暴的手段来完成的，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略根性正是低诗潮赢得成功的助推器。首先，落后的封建制度已经被推翻很多年了，但是封建观念依然顽强的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性”在封建社会是“人欲”的代名词，是一种禁忌。统治阶层通过存天理、灭人欲来完成奴役，导致被奴役者谈性色变。当这种压抑一旦释放，便可能成为一股积极力量，中国低诗潮的诗人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并以此为突破口，将笔尖触到了人们难以启齿的领域，在其中大做文章。然而，这一颇具反叛色彩的释放并没有触动权力阶层的实质。权力不是一种单一的结构，也不会让人一目了然，通过“性”的书写来反抗奴役压迫是极其幼稚的以暴制暴。根据福柯的观点，权力是无处不在的微观结构，它甚至可以表现为个人的某一惯性动作。性是一种微观权力的幻象，其本身已经给反叛预留了空间。当诗人认为自己已经通过下半身书写挑战了权威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已经落入了被奴役的圈套之中。那么进行身体写作的诗人是否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呢？他们进行身体写作是否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反叛姿态呢？显然没有，诗人们只是觅着诗歌的潮流闻风而动。历史早已向我们证明了这种反叛的无力，自明清以来，《金瓶梅》、《肉蒲团》等作品相继问世，在文学长廊中为市民文学树立了里程碑，但并没有成为反叛权威或是话语革命的利器。其次，我们应当冷静的反思一下，肆意的言语狂欢之所以造成影响，是不是来自于对国民“看客”心理的迎合？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文化传统成就了人们对于庸俗、残忍等行为的看客心态。鲁迅先生对“看客”的麻木不仁痛斥针砭，然而这种劣根性根深蒂固至今犹存。“崇低”的潜台词便是迎合，迎合就意味着妥协。从这个角度思考，“低性书写”便成了以暴制暴的表演，是充满俚俗色彩的一场闹剧。诗歌论落到迎合大众引围观的地步，这种妥协可以说是对五四启蒙传统的反拨，让知识分子的颜面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