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妈妈2三级网站【我母亲的学生】

　　大概在十年之前吧，我母亲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事先没有任何通告，既没有电话也没有口信，那人将一部崭新的锃亮的轿车开到母亲家楼下，上楼，敲开房门，热情万分又不由分说地，把我的老父母架起来就走，弄到城中心一家颇豪华的饭店，山珍海味一通猛上，饭毕又恭恭敬敬将两个老人家送回家里，反客为主地伺候了毛巾茶水，留下一地的土产物品，才告退离开。
　　母亲打电话给我，是催我赶快过去帮她消化那些土产。两只老母鸡是杀好的，自然不能久搁；鱼要趁新鲜刮鳞剖肚；鸡蛋有两纸箱；麻油是拿小桶装的；光那几袋绿色大米，没人帮忙的话，我老父母没准儿要吃到米桶里长虫。
　　我在电话里问母亲：“谁呀？谁这么大方？”
　　我担心老年人坐在家里上当受骗。这年头，给你颗糖球再让你吐出块金锭的事情，身边不是没有发生过。
　　“说什么呢？”母亲觉得我低估了她的智商，声音一下子高亢起来，“我的学生嘛！学生上门来拜谢老师嘛！”
　　她絮絮叨叨告诉我，这个学生叫邵水通，“文革”中的初三毕业生。初见面她根本想不起对方姓甚名谁。她在老家县中当了那么多年的班主任，教过的学生成百上千，不可能个个记得清楚。
　　“多少年了嘛，那时候都还是十几岁的孩子，脸模子还没长开嘛。”母亲这么解释。
　　后来，在饭局上，经对方一再提醒，加启发，加暗示，才记起了他的诨名：“潲水桶。”
　　“想起来没有？我跟你们说过的，学生时候我对他多好！结果呢，他反而嫉恨我，‘文革’起来时批斗我，揪掉我一撮头发！”
　　母亲这一说，我有印象了。她的学生大都是循规蹈矩平平常常那种，在老家做个小官，当个不咸不淡的公务员，再就是开公司的小老板，知青回城后早早被下岗的工人，这些人毕业之后极少有机会来到省城，与退休多年易地而居的母亲几乎再无交往。偶尔有几个风风光光混出世面的，或者当学生时候离经叛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母亲对他们的印象才比较深刻，闲时喜欢翻来覆去挂在嘴上作为谈资。
　　这个“潲水桶”，一定属于母亲有印象的那类吧，我记得听母亲提到过，她曾经把他作为一种“忘恩负义”的典型，忿忿不平地以他为例，来控诉“文革”中那批学生们“坏了良心”。
　　这个人来自农村，怎么说呢？家境肯定是比较贫寒的。其实那年头，“贫寒”是中国人家的普遍状态，邵水通的家庭不过是比班里同学更加不堪而已。他个头小、面黄、精瘦，头发都长得稀稀拉拉，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但是他能吃，脸盆大小的饭钵头，熬得像糨糊一样的大麦糁子粥，他两手捧着，嘴边上转一个圈，响声都不见，眨眼间粥光钵净。县中食堂实行的是搭伙制，每人一个粗陶饭钵，自带粮食，象征性交一点柴火费，由食堂代为蒸饭。菜票却是各人购买，吃饭时八人一桌，桌上一个热腾腾的菜桶，冬天白菜夏天茄子，浇几滴油，抓把盐，炖得烂兮兮软乎乎，各人拿铁勺舀进自己饭钵子里，连汤带水混个假饱。
　　初中学生，尽管还是长身体的年头，终不比长年下地的劳作之人，再加学生的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每桌吃到最后，菜桶里多多少少要留下点老梗黄叶之类。这时候，磨磨蹭蹭吃到最后的邵水通便开始打扫战场，挨桌去搬那些浸透汤水的沉重的菜桶，倾倒，喝汤吃菜之后，还拿手指头在桶壁旋转一圈，吮吸沾在指肚上的一星点可怜的油花。
　　我母亲说，其实这是一个好习惯，有一年她参加“夕阳团”出国旅游，看见老外们吃到最后也会刮盘子，只不过人家拿面包刮，照西方的教义说，这是珍惜“主的食物”。可中国人不行，中国人好面子，寒酸也寒酸在家里，不能做给别人看。邵水通每天打扫食堂的战场，免不了就让同学笑话了，背地给他起个诨名，叫“潲水桶”。
　　上到初二，邵水通的父亲去世了，听说是饿死的。他没吃早饭在地里插秧，起身时一阵头晕，栽倒在秧田，泥水糊住了口鼻，一口气没上来，小命归了天。按理说邵水通家里更加赤贫，可他没有退学。我母亲替他申请到每月两块钱的助学金，他就用这钱买菜票。他每天蒸在饭钵子里的，不是大米，也不是麦糁或小米，而是受潮发霉的山芋干，揭开钵子，同桌学生就能闻到一股酸锼味。
　　然后，就是在同宿舍的学生中间，隔三差五地开始丢菜票。数量也不大，一张两张的毛票。搁现在，中学生身上少个三五十块怕也不会太在意，可那会儿不是没钱嘛，分币都能攥得出水，两毛钱能顶三五天的菜金呢。
　　也不知道怎么的，都认准这钱是邵水通拿了。感觉这玩意儿很奇妙，有时候它的确像雷达一样灵敏得叫人害怕。何况也有事实：邵水通躲在宿舍里连吃了一星期的盐水萝卜干，这星期忽然有钱打了菜。
　　同学就反映到他们的班主任——我母亲那里。母亲不准她的学生把这事说出去，校领导面前不能说，外班级学生面前也不能说。母亲的想法，这种事说大也大，关乎品质；说小也小，长身体的孩子嘛，肚里没油水，他饿得慌啊。母亲怜悯邵水通，她不想为了几毛钱菜票毁掉一个学生的将来。
　　于是，她就做了一件说不上是愚蠢还是聪明的好事，她从自己工资里拿出五块钱，买了厚厚一摞食堂菜票，趁学生宿舍无人时，压到了邵水通的枕头下。
　　如果真的是没有人看见，那也就罢了。偏偏那晚邵水通尿了床（顺便说一下，这个学生上到初中还有尿床的毛病），早晨他把被褥抱出去晒太阳，枕头掀开，皮筋裹扎的一捆菜票赫然暴露在大家面前。
　　五块钱啊！一毛钱一张的菜票，有五十张之多。结结实实一捆。
　　当时的情况，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愣在宿舍里，每个人的目光，箭一般地刺进了那捆菜票，准确而深刻。
　　然而，一两分钟之后，大家又哗地散开，急急忙忙地拉开抽屉掏扯口袋，检查自己身边的菜票夹，拿出来，沾着唾沫星，一张一张数。数完一遍，不能确信，回过头再数。
　　而这一切，都是当着邵水通的面进行的，丝毫也没有回避对他的讶异和鄙视。那个可怜的孩子，那一刻孤零零地站在宿舍里，心里经历了怎样的孤独、悲伤和黑暗，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在我母亲这儿，从那一天开始，她对邵水通的微薄的物质援助，一直持续进行，到“文革”开始她被批斗被停发工资才无奈结束。援助的情况是这样：每天早晨母亲在学校食堂买一个热腾腾的花卷，拿花手绢包着，锁在她的办公室抽屉里，到第二节课下课后，十点钟左右，她走到教室窗口，招手喊邵水通出来，带他到走廊僻静处，把那个已经微凉的花卷交到他手上，之后急忙转身，做贼一样回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