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家卫国,,身残志坚】身残志坚

　　黎明前的黑暗　　抗日战争初期，东北、华北、江浙、两湖、两广等地大批流亡学生进入四川，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四川成立了十多个国立中学、大学（包括外省内迁改名的中学、大学）。位于江津白沙的国立十七中就是其中之一。
　　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立十七中初中部后，1944年初，刚满13岁的我便背着铺盖卷从重庆乘轮船逆江而上来到了白沙镇。白沙是个文化区，那里有国立中学、大学、大学先修班和师范学校。我在那里读了两年半初中，接受了不少抗日救亡的思想，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懦弱无能。就拿我们学校来说，国家拨的经费，被教育部门和学校层层克扣，学生每天吃两餐霉臭的稀饭，一餐干饭，菜品则是早餐每人平均十来颗胡豆，午、晚餐每桌一小盆无油无味的水煮菜。中学时代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我们上午上第二节课时肚子就饿得咕咕叫，晚上也饿得睡不着觉。
　　抗战胜利后，外省来川的学校迁回原籍，无家和川籍学生2000余人便统一集中在新成立的重庆市二中（现市一中）继续学习。从新开寺分校、沙坪坝分校到山洞分校，我与聂晶一直是同班，并同一个寝室。他国文、解析几何名列前茅，特别是作文写得好，我英语比较冒尖，从高中一年级起，坚持每天写英文日记、老师命题写英语作文，同学们称我为“洋博士”。在“反饥饿、反内战、争生存”和批斗特务校长涂廷宇的斗争中，聂晶总是不顾个人安危，义愤填膺地冲锋在前，从不退却。1949年春读高三时，校方为了分化瓦解进步势力，我和几位同学被山洞校部通知到小龙坎分校报到学习。
　　由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我到小龙坎分校后，尤其是“四二一”学生运动中，积极到树人中学、渝女师、中正中学等校串联进步学生参加营火会，排练文艺节目。反动政府为了镇压“四二一”学生运动，阻止进步学生进城游行示威，市长杨森下令全市戒严三天。随着形势的变化，学运领导改变了斗争策略，采取分区游行。4月21日那天，我们小龙坎分校会同重大、中工的学生，组成10人一排、女生夹在中间、男生在两边的游行队伍。我们冒着被反动军、警、宪、特镇压的危险，顶着机枪、高压水龙头，在汉渝路、沙坪坝正街和磁器口一带游行示威，口号声此起彼伏，“说政府道政府，政府是块烂豆腐，豆腐生了蛆，必须打点D、D、T”、“警察兵头戴乌龟壳，看你三天不得活”的啦啦词喊声不断。在公路两旁观看学生游行的群众也不禁拍手欢呼助威。
　　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治局面，国民党政府在此后的5个月中，一面大肆逮捕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我校聂晶、张伯仁、黄细亚等数位同学被捕），一面笼络人心，制造骇人听闻的“九二”火灾嫁祸共产党。1949年9月2日那天，朝天门、陕西街、东水门、千厮门一带烈火四起，大火冲天，哭叫声、逃命声、房屋燃烧噼噼叭叭声混成一团，连停靠在长江、嘉陵江河边的船只也被大火吞没……9月3日一大早，我从沙坪坝赶回市区，看见头天还繁华的闹区成了一片废墟，余火仍在到处燃烧，被烧焦的男女老幼尸横大街小巷。我在一片焦土断壁中找到舅舅家所在地，目睹舅舅、舅妈和表妹均被烧死，顿时昏倒在地。在回小龙坎分校的路上，我边走边哭，并在脑海里刻下一笔永不抹灭的血债。
　　高中毕业考试结束后，大多数穷苦学生未离校。重庆临解放时，反动派更是狗急跳墙，11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从重庆开进开出，到处抢人、抓人，整个山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工人、学生自觉起来护厂、护校。我们小龙坎分校的男生手持军训和上体育课时用的马刀、木棒，昼夜轮流在校园内巡逻，女生则制作石灰包准备与进校抢劫的反动军警搏斗。11月20日前后，反动军队接二连三地从校门口沿汉渝路往石门方向开，不两天，又经校门口往小龙坎、山洞方向开。我们暗自高兴，反动派的末日快到了。11月27日，沙坪坝已成“真空”，学生们才敢出校门走走。在汉渝路上，我看到附近学校的学生纷纷向国民党军械库（现一中项家院）跑，也随之奔向那里。进库一看，到处是东一堆西一堆被遗弃的防毒面具、卡宾枪刀、机枪、子弹箱等，我立即扛了一挺机枪往学校跑，把它架在高七班学生宿舍的过道上，卧下作射击的样子。此时，军训教官来到身旁，大吼一声:“你要闯大祸，赶快把枪拿出去甩了。”我只好把枪拆散后掩埋了。11月27、28日两晚，枪声和爆炸声不断，这是反动派在逃跑前大肆屠杀地下党、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同学聂晶、黄细亚与其他被关押的革命志士均在狱中牺牲。
　　30日早晨7时许，我们正在饭堂吃早饭，忽听一阵鞭炮声，大家不约而同地往小龙坎方向跑。在小龙坎、汉渝路交汇处的一块石碑上，贴着一张“欢迎解放军”的大幅标语。此时，几辆卡车装载着解放军战士正从面前经过，追歼逃往成都方向的国民党败军，同学们和当地群众不停地振臂高呼:“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重庆解放了！”
　　黎明前的黑暗终于结束了。
　　投笔从戎 入朝作战
　　1949年12月初，二野军政大学三分校在沙磁区一带招考学员，我通过口试和笔试，被录取到三总队一大队学习。通过“抗战谁有功”、“内战谁负责”和社会发展史等一系列政治理论学习，我认真改造世界观，树立了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善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逐渐向朝鲜北方蔓延，并烧到鸭绿江边。10月，中国根据朝鲜政府的请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我因为爱好英语，被送到部队英语翻译训练班，重点学习英美军用术语、会话以及如何审讯与管训战俘。经过一段时间刻苦学习和钻研，我英语口语比较流利，反应快，双枪打得准，结业后被分到12军31师政治部敌工科当英文联络员。1951年初，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大部队入朝参战。
　　在第五次战役穿插战和金城阻击战中，我奉命多次带领侦察小组配合朝鲜人民军插入敌后，了解敌情、抓舌头（俘虏），及时向军师指导员、作战科提供情报。我部面临的敌人大多是英国、美国的王牌军，如美二师、美二十四师、美骑兵第一师、英国皇家坦克营和土耳其旅，这些部队战斗力强，且有空军配合。而我志愿军武器装备差，只有转盘枪、轻重机枪、爆破筒、手雷、反坦克炮、大炮和少数坦克。我们不能与敌人硬拼，只有斗智，打近战、夜战、穿插战、坑道战、“零敲牛皮糖”，把敌人分割成一块一块地吃掉。有时，敌我双方扭成一团，分不清敌我阵地，使敌人摸不着头脑，成为惊弓之鸟。我军神奇英雄层出不穷，如在第五次战役穿插战中，两个担架员抬着一个重伤员，赤手空拳巧妙地活捉了两名手持卡宾枪的美国士兵；在黄昏夜幕掩护下，一个炊事员在送饭到前沿阵地的返途中，凭着一根扁担（敌误认为是新式武器）向敌群冲去，敌兵纷纷举手投降，他一人便活捉美国兵9人，缴获卡宾枪9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