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作用] 左联文学

　　12年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82周年。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个文学社团。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团体在中央文委和文总的统一领导下，结成了一支汇聚各方进步力量、生机勃勃的文化新军，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左翼革命文化运动。
　　一、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左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积极宣传者和勇敢坚持者。左联成立时通过的行动纲领明确提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相应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要求左翼作家诚实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自己成为一个始终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者。左联为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立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
　　左联创建之初就出版了冯乃超主编的文艺理论专集《文艺讲座》，收入朱镜我《艺术形态论》、彭康《新文化概论》、洪灵菲《普罗列塔利亚小说论》、冯乃超《艺术概论》等，论述了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及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1932年苏联共产主义学院《文学遗产》第一、二集首次公开发表了珍藏多年的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论述文艺的有关信件，瞿秋白很快将其整理编译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这是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山之作，也是我国文艺运动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结合的第一部论著。详细论述了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就席勒化和莎士比亚化的问题谈到文艺创作与生活、思想性与艺术性、概念与形象等。对恩格斯提出的“不应该为了理想而忘掉了现实，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的艺术原则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瞿秋白认为由于席勒的作品“用一些抽象思想，例如善与恶、勇敢与懦弱、公德与自私等来支配的作品中的”英雄，从作品与生活关系的角度，犯了“不看见广大的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注意阶级斗争”的错误，在作品与艺术的关系上则犯了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针对左联早期创作中存在的“左”的状况，瞿秋白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的主观主义理想和革命的罗曼蒂克情绪。注重根据革命需要文艺要为大众服务的倾向。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文艺方面的论著的引进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文坛的迅速传播，使左翼作家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起源、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文艺的阶级性、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理论问题有了全面而准确的认识，纠正了“左”的倾向和一些模糊观点，提高了自身的文艺理论水平，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日趋成熟，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创建、领导并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
　　细看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左联作家以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为指导而进行的创作中，把自己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到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之中，在题材选择、艺术形象的塑造上显现出无比的丰富和多样，创作出形式千变万化、充斥着战斗激情与时代风貌的文艺作品，其中的精品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的瑰宝，至今仍散射出无穷的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由此足以看出左翼文艺颠扑不破的愈久弥坚的生命力。
　　左联文学成就最为突出的当首推杂文，尤以左联旗手鲁迅的杂文堪称中国杂文艺术的至高境界。面临极其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鲁迅以“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作为战斗武器，在大革命失败后近10年的时间里，写下了卷帙浩繁的杂文，汇集出版的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鲁迅先生文风气势恢宏、爱憎分明、锋芒毕露、泼辣犀利、凛然不可侵犯，深刻的思想性、独特的艺术魅力使后人无不为之折服。在鲁迅的扶植下，唐弢、聂绀弩等青年杂文作家脱颖而出，为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盛极一时的杂文除刊登在左联或其他进步刊物上，还出版了以杂文为主的《新语林》、《芒种》等刊物。
　　小说创作是左联文学中收获最为丰实的，左联作家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逐渐摆脱了无产阶级文学创建之初所存在的标语口号化、概念公式化的倾向，向革命的现实主义方面转化。革命文学的开拓者蒋光慈继反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短裤党》之后，又创作了《野祭》、《冲出重围的月亮》等。《田野的风》是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描写农民在觉醒了的矿工和知识分子领导下，组织农会、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土豪劣绅、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之后奔向金刚山（实指井冈山）。真实地再现了党领导下的早期农民运动的面貌。以《莎菲女士的日记》而蜚声文坛的丁玲加入左联后，把笔锋由小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转向劳苦工农群众的生活，她以1931年全国16个省遭受水灾，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这惨痛一幕为题材，写成短篇小说《水》。在鲁迅、茅盾等文学前辈的关怀下，左翼文坛新人辈出。叶紫的《丰收》、艾芜的《南行记》、沙汀的《代理县长》等，都通过各自不同的个性反映了共同的政治倾向和艺术追求。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把无产阶级文学推向现实主义高峰。小说围绕民族资本家吴荪甫这条主线，展示了30年代中国社会的巨幅社会画卷。小说出版后，立即受到进步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3个月内重印四次，在当时出版界是罕见的。《子夜》是五四以来新文学沿着革命现实主义方向发展的里程碑。
　　现实主义文艺观同样影响着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使他们的艺术倾向发生着转化，写出了不少优秀作品。巴金的《爱情三部曲》描写了青年知识分子在追求光明、渴望进步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爱与恨、信仰与爱情、思想与行动、理智与情感的茅盾冲突。而他的《激流三部曲》既是对垂死的封建制度的控诉，又是一曲对叛逆者的青春赞歌。其中《家》吸引了众多富于正义感的青年，激起了他们精神上的共鸣。
　　左联文学中诗歌的生命在于它那强烈的喷薄欲出的使命感。左联初期最具代表性的是殷夫的“红色鼓动诗”。他的诗既充满政治激情，又富于抒情个性。由他翻译的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芬的《格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更是激励了无数有志青年走上为民族解放而呐喊吟唱的道路。
　　报告文学因其鲜明的群众性、战斗性和时代性，及时反映大众关注的焦点，被称为“文学战线上的轻骑兵”。左联号召盟员“从猛烈的阶级斗争当中、自兵战的罢工斗争当中、如火如荼的乡村斗争当中，经过平民夜校、经过小报壁报、经过种种煽动宣传的工作，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1936年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报告文学作品，即夏衍的《包身工》。在创作之前，夏衍亲往工厂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的有关包身工的资料和可靠数据，在作品中将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与包工头沆瀣一气，用极端野蛮、原始的手段对包身工进行的压榨剥削揭露的淋漓尽致。夏衍在晚年曾自我评价称，这是他一生创作中“最能经得起时光考验的一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