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的悲剧意蕴_《琵琶记》的艺术意蕴

　　《琵琶记》是高明根据民间流传的各种有关赵贞女故事内容的文艺作品改编而成的。作品通过蔡伯喈、赵五娘的家庭悲剧，抨击了封建科举和上层社会的专横统治。但作者在批判的同时，又强调符合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风化”观，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朱元璋曾赞赏道：“高明《琵琶记》，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徐渭《南词叙录》）
　　《琵琶记》的戏剧冲突，是围绕着“三不从”而展开的。剧本第四出“强试”是冲突的开端。蔡伯喈考虑到父母年老，无人照顾，在科考前夕，决意暂时放弃功名，谢绝了州司的推荐。但其父蔡公却迫切期待儿子获得功名，强调只要儿子中举，改换门庭，他纵然死了，“一灵儿终是喜”，甚至责备蔡伯喈以尽孝为借口，其实是贪恋新婚的妻子。深受封建思想熏陶的蔡伯喈，既不能违背孝道伦理，又不能违抗父命，只得离家赶考，向悲剧的境地迈开了第一步。
　　蔡伯喈得中状元，牛丞相执意招他为婿，皇帝也玉成其事。蔡伯喈倒不想滞留京师，他在辞婚的同时，上表辞官，希望皇帝任命他为乡官：“乡郡望安置。庶使臣，忠心孝意，得全美。”但朝廷的答复是：“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可同志从师相之请，以成《桃夭》之化。”君命难违，蔡伯喈有苦难言，有家难归，不得已入赘牛府。荣华富贵始终无法消除他的内疚和痛苦。另一方面，蔡伯喈家乡灾祸频发，蔡公蔡婆衣食无着，最后家破人亡。就这样，一个努力按照封建伦理行事的“孝子”，却因伦理纲纪的不合理以及伦理纲纪自身的矛盾，成为可怜可悲的牺牲品。
　　封建伦理，是统治者赖以维持封建秩序的支柱。儒家以血缘为基础，推衍出一套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以规范人的行为，要求人们按伦理纲常行事。然而，伦理纲常本身是存在缺陷的。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即是因为伦理纲常本身经常出现抵牾的局面。蔡伯喈忠了朝廷，便照顾不了父母家庭；反过来，他要做“孝子”，便做不了“忠臣”。至于个人的意愿，更是遭到无情的践踏。这一来，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的蔡伯喈，只能陷入两难的境地之中。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全剧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伦理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琵琶记》在人物塑造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在人物心理刻画方面尤为突出。蔡伯喈形象，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和复杂心理；这种软弱性格与他恪守礼教伦理观念紧密相关。他努力按照伦理纲常行事，但封建伦理本身难周全的矛盾却使他无所适从。从君从父的伦理要求，使他难以违抗；家庭的灾难，又使他难辞其咎。所以他始终处于夹缝之中，难以两全。
　　《琵琶记》情节设置也颇有特色。故事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条写蔡伯喈离家后的件件遭遇；一条写赵五娘在家中的种种苦难。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比较广阔地展示出生活画面。两条线索交叉进行，不同的生活场景对比衔接。例如前边写了蔡伯喈蟾宫折桂，杏园奉宴，志得意扬，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典卖钗梳首饰，勉事姑嫜；前边写了蔡伯喈洞房花烛，“画堂中珠围翠拥”，后边接着写赵五娘自食糟糠，公婆愧悔自己误责媳妇，一亡一病；前边写蔡伯喈中秋赏月，“长空万里，见婵娟可爱”，后边接着写赵五娘剪发买葬、罗裙包土埋葬公婆后，背着琵琶上京寻夫。贫富悬殊的情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观众在同情赵五娘苦难的同时，体悟到封建伦理纲常的荼毒。
　　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琵琶记》最突出的成就是，能配合人物不同的处境以及两条戏剧线索的开展，运用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赵五娘一线，语言本色；蔡伯喈一线，词藻华丽。这表明作者充分注意到语言与环境、性格、心理的关系。同时，作为戏剧，《琵琶记》的语言也富于动作性。不少唱词、对白能与动作结合，成为蕴味深厚的潜台词。例如“琴诉荷池”一出，写蔡伯喈弹错了曲调，牛氏不悦，两人有一段对白：
　　〈生〉……这弦不中弹。〈贴〉这弦怎地不中？〈生〉当原是旧弦，俺弹得惯。这是新弦，俺弹不惯。〈贴〉旧弦在那里？〈生〉旧弦撇了多时。〈贴〉为甚撇了？〈生〉便是新弦难撇。〈介〉我心里只想着那旧弦。〈贴〉你撇又撇不得，罢罢！
　　新弦、旧弦，暗示旧妇与新妇。这段对白中，话里有话，一石二鸟，细腻地传达出人物的性格，以及其在规定情景中的神态。又如“赏月”一出，他们同在庭院里对月抒怀，风光旖旎，但“同一月也，出于牛氏之口者，言言欢悦；出于伯喈之口者，字字凄凉。一座两情，两情一事”，“所言之者，所寓者心”（李笠翁《闲情偶记》卷一）。通过唱词，让观众领略到戏中人物在同一场景中对立的心境。纯熟的语言技巧，使作品的戏剧性得到加强。
　　责任编辑：尹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