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征文红色的魅力之闪耀 红色魅力星火闪耀

　　为庆祝建党90周年，上海电台最近在兰心大戏院举行了星期戏曲广播会的沪剧红色经典专场。长宁沪剧团演出的《星星之火》，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场内反应之热烈远远超乎想象，掌声一阵高过一阵。上海观众对这个沪剧红色经典剧目一直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记得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上山下乡的上海知青在农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哼起《星星之火》“隔墙三重唱”中“盼星星，盼月亮，左盼右盼想亲娘”的唱句；他们回家探亲时，又常常唱起其中另一句“过千水，走万山，迢迢千里到上海”。所以，当现场“隔墙三重唱”响起，跟着哼唱的人越来越多，声音几乎盖过了演员。很多人看得热泪盈眶，叫好连连。作为一个沪剧工作者，看到这样的情景，一种由衷的激动和自豪从自己心中涌起，久久难以平静。
　　
　　一滴水珠映照大海
　　
　　沪剧《星星之火》首演于1959年2月，当时便受到各方面好评，同年4月又拍成电影，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个戏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剧本，因为作为一剧之本，剧本创作为演出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过去大家都只知道这个戏的作者是女编剧宗华，其实这个戏创作的最初想法来自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的干部刘宗诒。他住在丁是娥楼下，经常和丁是娥一起交谈，曾多次提议沪剧可以结合夏衍同志表现童工悲惨生活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写个反映五卅运动的戏。当年主持人民沪剧团工作的党支部书记陈荣兰得知后觉得这一想法很好，于是让编剧宗华和刘宗诒合作搞这个题材。1958年，他们两人在一起商议酝酿，由宗华执笔写了本子。刘宗诒主要参加讨论，出了不少点子。后来他被打成右派，《星星之火》演出和出版便不再署他的名字，只写了宗华编剧。“文革”后拨乱反正，刘宗诒的右派帽子得摘，这个戏剧本再版和恢复演出，宗华主动要求在编剧的署名中加上了刘宗诒的名字。
　　当然，刘宗诒只能说是合作者之一，《星星之火*剧本的主要执笔者还是宗华。宗华早年从事越剧创作，1952年调入上海人民沪剧团担任编剧，在为《星星之火》剧本执笔时，她到沪剧团已经多年，并对沪剧创作规律运用自如。为了能写好《星星之火》，她经常到纺织厂跟班劳动，和不少纺织女工交了朋友，对她们的身世遭遇非常熟悉了解。此后她又先后参加了《鸡毛飞上天》、《甲午海战》和《金绣娘》等沪剧的编写，直至1992年因病去世。
　　当初创作《星星之火》剧本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从作为群体的包身工和规模宏大的五卅运动中寻找切入口。经过反复思考，编剧决定以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反映这一时期上海产业工人生活斗争的时代风云。该剧讲述了杨桂荚和她的儿子双喜从扬州到上海，来寻找在纱厂当包身工的女儿小珍子的故事。由于家乡遭灾，丈夫又病死，乡下没有活路，这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想到上海谋生，本来以为小珍子在上海已过上好日子，谁知女儿已被折磨得不成样子，母女相见不能相聚，被一堵高墙活活拆散。作者通过杨桂英一家的痛苦遭遇和悲惨命运，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包身工制度惨无人道的本质和那场革命风暴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由点看面，由家庭看社会，以一滴水映照大海，这是沪剧《星星之火》剧本创作在艺术构思上最重要的特点。正因为有这样巧妙独特的切八视角，一部满台破衣烂衫，穷愁悲愤，反映当年包身工现象和五卅运动革命斗争的“政治戏”，才写得如此有声有色，引人八胜，甚至至今仍牵动着无数观众的心。
　　
　　情如泼墨催人泪下
　　
　　由于准确地找到了切入口，《星星之火》的剧本写得比较顺利。1958年6月，在人民沪剧团赴首都参加全国现代戏展演的火车上，宗华详细地讲述了这个戏的故事内容，在北京时候，剧团就在住地进行了内部排练，回沪后编剧又听取意见，继续修改加工。为了迎接即将举行的上海戏曲会演，剧团还邀请著名话剧导演朱端钧为这个戏执导。
　　朱端钧独特的导演构思和处理，首先表现在深化剧本主题方面。他看了不少材料，形象化地指出，五卅运动前的上海社会，像一个到处冒烟的大火药桶，而千千万万颗小火星正在其四周闪耀着，最后终将引起一场大爆炸。这是一个明确的导演视象，遍地火星越烧越旺这一基本趋势，由此构成了整出戏鲜明的贯穿线。
　　接着他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刻画将引起这场爆炸的点点簇簇“火星”，极力拨亮导致革命烈火的点点“星火”。戏的开场，当石库门打开时，一群十四岁上下的女孩子，被一根粗大的麻绳捆绑着，像囚犯似地被工头鞭打着去上工。一张张憔悴的小脸，一个个骨瘦如柴的身躯，她们有的低着头慢慢走着，对周围似乎毫无反应：有的则悄悄地瞪着挥鞭的工头。从这些近平麻木的脸上，观众看到了她们不甘屈服的心。也是这群包身工，深夜发现小珍子哭喊妈妈时，都偷偷下楼来到她的身旁互相拥抱着，安慰着，因为她们不仅有同样的命运，也有同样的苦痛。如车间里庄老四企图调戏杨桂英，挨了一记耳光，正欲报复时，一个、两个、三个包身工，接连推着送料车故意向庄老四身上撞去，使庄老四狼狈得东躲西藏，无法发作。这一细节经过导演的巧妙处理，使一系列包身工们救护小珍子、参加罢工斗争等的舞台场面非常令人难忘。这里小小“星火”的光焰是那么耀眼，看!连一贯被人欺凌的弱小可怜的包身工也起来反抗了，不正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必将来临吗?所以这几个细节的处理对深化主题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在对人物形象的处理上，朱端钧提出，“最最要紧的是理清角色的行动线，牢牢掌握人物成长的每个重要环节”。第一场杨桂英上场时，他要求演员不要唱原来的高音和漂亮的旋律，而是用低音来表现她一路讨饭到上海经历的艰辛困苦。当庄老四不让母女见面，“砰”地一声关上大门，并在屋里毒打小珍子时，他舍弃了诸如扑到大门上去呼天抢地痛哭流涕的一般化处理，而是让演员如木雕似地凝固地站在那里泪流成河。他说，杨桂英是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农妇，刚到上海无亲无眷，人单势孤，而且又偏偏在“生死疾病，听天由命”的包身契上按过手印画过押，所以此时她只能忍痛听命，忍受欺凌。
　　第三场车间会女儿时，杨桂英的精神面貌已有所不同，因为她已当上工人，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得到高家兄妹等人的照顾帮助。为此她逐渐增长了勇气，并为维护自己的清白，打了庄老四一记耳光。但打了以后又本能地缩回了手，为自己惹下大祸而焦虑不安，这里杨桂英的思想感情线非常清晰。不过朱端钧觉得剧本在“荒郊”一场以后。写情节多了，写人物少了。所以第四场听说顾正红遇害，刘大哥宣布总罢工后，为了点明杨桂英的认识发展，经反复推敲，他又建议给人物加了一句至关重要的台词：“刘大哥，我跟你们走!”在第六场，为 了不使人物淹没在粉碎黄色工会分化罢工队伍阴谋的情节中，他帮演员在纷繁复杂的舞台行为中，理出了杨桂英关心刘大哥、积极做工会工作的行动主线。第十场，杨桂英参加工人游行示威受外国巡捕枪伤后，导演又给她加了一句话“我恨不得手里也有一把枪!”从而点出了人物的觉醒和发展。这几句话的增加，对表现杨桂英思想性格的成长发展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星星之火》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与导演对一些感情戏精雕细刻、浓墨重彩的处理也有很大关系，这正是朱端钧艺术处理的又一个特点。戏中最感人的“隔墙三重唱”和小珍子去世两个场景，都经过他精心构思，反复加工。“隔墙三重唱”的形式，是过去沪剧没有的。他和作曲商议，借鉴外国歌剧中三重唱的形式，把它与沪剧演唱擅长抒情的特点结合起来，进行大胆的创造，使这场戏演来既有哀怨欲绝的悲切，又有抱恨难抑的激愤。他还加强了对那堵象征帝国主义压迫的高墙的运用，要求演员在唱“隔堵高墙隔座山，活生生把亲人分隔在两旁”时，顺着墙从上到下看几遍，在“恨”字上加强戏的份量，同时又穿插了两个外国巡捕过场，强化了这一场景的艺术效果。
　　小珍子的死是全剧的中心事件，也是杨桂英性格转变的关键，朱端钧从排戏一开始就对这场戏紧抓不放。他说，“要不惜工本地泼墨堆金，浓浓地狠狠地倾盆猛泻，尽情渲染，尽情铺排。”所以他安排大块大块的倾诉，以表达杨桂英对小珍子的思念之情。可是谁料想相见竞成永别，小珍子临死前慢慢睁开眼睛，终于见到了日夜盼望的妈妈，她唱着“亲妈妈，珍子可以回家门，躺在你怀里数那天上的小星星”，接着便在妈妈怀抱中死去。这时导演不按通常的处理，没有让杨桂英扑到女儿身上大声痛哭，反而安排长时间的停顿，没有一声哭诉，只见她嘴角抽动着，慢慢地抬起头，像在问苍天，颤抖的双腿无目的地往前慢慢移动，似乎想找谁去哭诉心中无限的悲痛。就在杨桂英无目的地绕场一圈的同时，幕后唱起了四句伴唱“田园荒，奔四方，相送姑娘进纱厂，姑娘进厂像朵花，姑娘出厂像鬼样”。那一刻这几句伴唱把杨桂英的悲痛之情渲染得更加凄惨强烈。接着杨桂英一阵眩晕，两块刚从xxx者手中借来的银元，当啷当啷地掉落在地。这声音敲碎了杨桂英要救女儿出火坑的急切心愿，在众人的关切和救护下，杨桂英终于渐渐清醒，悲痛欲绝，轻轻地唱出“迢迢千里到上海，见儿一面难上难。好容易今朝有幸母女会，谁知道见面顷刻永分开”，这时她才跪着过去，扑到女儿遗体上放声痛哭。由于导演的精心处理，《星星之火》每演到这里，剧场里总是传来一阵阵抽泣声。
　　
　　真情投入满台是戏
　　
　　沪剧《星星之火》取得的巨大成功，和戏里演员的精湛表演也是分不开的。这个戏角色众多，有名有姓的就有20多个。当时人民沪剧团集中了一批好演员，就连那些出场不多的配角也演来绘声绘色，活灵活现。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解洪元扮演日本大班川村，他出场点头哈腰推眼镜，装模作样几个动作几句话，就把这个伪善阴险、色厉内荏的东洋老板演得入木三分。在戏中扮演小珍子和双喜的许帼华和沈仁伟，当时还是青年演员，参加《星星之火》演出，使他们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崭露头角的机会。两人的表演真挚质朴，演唱字正腔圆、韵味醇厚，也很受观众赞扬。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邵滨孙出演工人领袖刘大哥，他一扫沪剧舞台的阴虚柔弱之风，从表演到唱腔都显示了一种难得的黄钟大吕的阳刚之气。尤其是“启发杨桂英”这段铿锵有力、苍劲浑厚的唱段后来又成为邵派艺术的代表作，至今仍在沪剧爱好者中间广泛传唱。
　　《星星之火》的演出中，最值得称道的还是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筱爱琴对杨桂英的成功塑造。这个戏在北京初排时，女主人公杨桂英曾由丁是娥扮演，返沪后由于丁是娥身体不太好，主动推荐筱爱琴来演。过去一直扮演少女、少妇的筱爱琴，第一次改变戏路，演起她过去从未演过的农村中年妇女的角色。经过刻苦钻研和不断探索，筱爱琴在塑造杨桂英形象时激情倾注，紧紧把握人物的出身经历、性格特征和情感流程。她在谈演出体会时多次说过，她有过和杨桂英相似的遭遇，因此，演出时内心充实，如同在演自己。她扮演的杨桂英，见到做包身工的女儿被折磨得不像人样却无法救她，一张白纸黑字的包身文契像一堵高墙把人分隔开来，她眼泪流干了、叫着小珍子站在墙外一动不动，像一座雕像被钉在那里。这无声的哭泣，几乎和角色融为一体。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戏不仅没有被忘却，反而像浓烈的醇酒，使人觉得越陈越香。事实证明，优秀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总是具有一种超越时空、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