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作家群:从一片森林到又一片森林]河南大学作家群

　　河南大学是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诞生的。100多年来，它秉承着“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精神，走过了一条充满悲壮与辉煌的道路，也因此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不能被忽视的知识重镇、思想重镇和文化重镇。其中一个亮点是，它培养了很多文学艺术家，形成了中国文坛上一个特殊的文艺群体，有研究者称其为“河南大学作家群”。在河南大学的发展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在不同阶段密集分布的作家群体，他们的文化脐带就是他们的母校河南大学在发展中所形成的学风和文风。这就不能不提到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思想、文化上的准备。首任校长林伯襄曾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和西洋文明教育，早在1903年创办“明强学堂”时就提出了“明耻”“兴邦”的教育思想。面向欧美先进文化，浸润中原古典文明，河南大学作家群成为这所百年老校的精神硕果，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的成果。
　　
　　一
　　
　　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出现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河南大学自己的选择。作为一所高等院校，河南大学首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大批对民族、国家、社会有用的优秀人才。那么，师资队伍对一所高校的发展就具有了异常重要的意义。河南大学若没有冯友兰、范文澜等一批卓越的学者所组成的师资队伍，也许就是一所相当平庸的学校。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吴汝滨、许敬参主编了学生刊物《文艺》周刊。该刊物是中州大学学生组织“文艺研究会”的会刊，由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承印，其第一期有冯友兰所作的《发刊词》和吴汝滨的论文《文学的实质与形式》等，其他都是文学作品，如许敬参的小说《九弟之死》、李五桥的小说《打消》、于锡乾的诗歌《进行》《狂风》《雨后山》《月夜》、王志刚的戏剧《爱的牺牲者》等。我们搜索史料可知，《文艺》周刊是在河南大学历史上出现较早的文艺团体刊物，其目的之明确、阵容之强大，在当时的全国高校中是不多见的。应该说，河南大学师生的热心和努力形成了珍贵的自觉意识，而且这种自觉意识促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因此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河南大学的社团和刊物对河南大学作家群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最典型地体现在抗日战争的非凡岁月中。当开封沦陷后，河南大学移至豫西嵩县，师生在那里成立河南大学中原青年文艺笔会中心，创办《青年文艺》半月刊。他们不仅遭受着日寇的蹂躏，而且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但英勇的河南大学师生不屈不挠，坚定地进行新文化建设和宣传。范文澜、嵇文甫所创办的《风雨》周刊以及他们所组织的“河南大学抗日游击战争讲习班”和“河南战时教育工作团”，都是河南大学作家群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河南大学师生敢于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学风，直接促成了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发展壮大。
　　河南大学作家群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河南大学工作过的教师，一部分是在河南大学学习过的青年学生。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共同铸造了河南大学作家群这座丰碑。这里首先应提到于赓虞、任访秋、苏金伞和周启祥等人，他们积极主持文化阵地、发表文学作品，有力地支持和影响了河南大学作家群早期的规模形成，如河南大学教授杜衡的《近代文艺》在《风雨》周刊连载，在当时颇有影响。《风雨》周刊不仅锻炼了河南大学师生，而且培养了一批颇有作为的河南大学作家，成为早期河南大学作家群的中坚。
　　于赓虞不但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且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他曾在《河南民国日报》连载其翻译的世界古典诗歌名著，如但丁的《神曲》。他的著作《世界文学史》更是独树一帜。他是我国20世纪20年代诗坛上尤为活跃的诗人，被称为“骷髅诗人”，因为他的诗作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仅在1925至1935年间，他就出版了《晨曦之前》《落花梦》《骷髅上的蔷薇》《魔鬼的舞蹈》《孤灵》《世纪的脸》等多部诗集。于赓虞言传身教于河南大学学子，自然是河南大学作家群的一滴“催化剂”。于赓虞还是一位向往革命的学者，他曾将自己的儿女送往延安。
　　任访秋是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现代文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曾师从钱玄同、周作人等著名学者。20世纪40年代，他回到河南大学后，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河南大学。当时，他在《前锋报》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主编《师友》半月刊。《师友》1946年5月创刊，发表有任访秋的《作品的传轶》《苏轼的小品文》《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等文章。苏金伞在《师友》上发表诗歌甚多，如《太阳》《玉蜀黍》等。任访秋还在《中国时报》副刊《桥》上发表《鲁迅先生》等文章。
　　苏金伞先生是河南大学早期作家群的重要前锋。苏金伞曾在河南大学教书，特别是在嵩县的岁月中，创作力尤其旺盛。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金伞在河南的《茉莉》周刊、《青春诗刊》月刊和《山雨》月刊等处发表许多优秀诗作。1946年5月，苏金伞创办并主编在《中国时报》上的《诗与散文》不定期期刊，他在自己主编的阵地上发表了《遗弃》《摘棉花》《两只残废的蟋蟀》等诗作，同时还大力扶植文学新人。在这一时期，苏金伞与赵悔深（即李蕤）一起主编《春潮》文艺月刊，诸如姚雪垠、李蕤、栾星等河南大学作家在这里发表文学作品，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1947年，苏金伞又与李蕤一起在开封创办《沙漠文艺》月刊，他本人又在《黄河文艺》文学月刊、《学风》文学月刊等处发表诗作。
　　周启祥少年时就以小诗《心愿》在同学中闻名，后来在《流沙》诗周刊、《沙漠诗风》《跋涉》《黄流》等文学刊物上发表诗作。他曾与田河一起主编《诗场》，与周肇瑚等人主编《行都日报》的文学副刊《大地》日刊，主编《河洛日报》的《文艺反攻》文学周刊。周启祥以“丁明”的笔名发表过诗歌评论《评胡适的〈尝试集〉》等。后来在河南大学任教的万曼、李嘉言、张长弓、刘溶池、宋景昌等，此时期也频频在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这都具体影响到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发展和壮大。值得一提的是张长弓先生，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文学翻译并举，20世纪30年代在陈雨门主编的《茉莉》文学周刊上发表“中国文学史论”系列，在刘蔓茜主编的《茉莉》文学月刊上发表译作《汉诗中的人生观与死后观》。特别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收集民间曲艺辑成《鼓子曲》系列，迄今仍是国内外民间曲艺研究者的重要资料。一般学者不会注意到，像嵇文甫这样的学者，在20世纪40年代也坚持文学创作，可见河南大学教师对文学创作特有的热情。一代又一代河南大学教师用独立、自由、勇敢、不屈的文化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直接影响到河南大学作家群非凡的品格。
　　
　　二
　　
　　河南大学师生不但积极拥抱现实，而且十分注重文化修养，形成了河南大学作家群重要的文化特色。这在一些教师的“创作与学术皆优”中可以看到，当然，这一点也鲜明地表现在河南大学学子的身上。例如：早期曾在河南大学求学的作家蔡一木、樊粹庭、姚雪垠、赵清阁、刘如水、赵悔深（李蕤）、栾星等，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尤为活跃，常常既能写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又能写评论、搞翻译，还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姚雪垠。姚雪垠1929年进入河南大学读书，早期发表过一些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进行了多种尝试，主编过《大陆文艺》和《海天》等文学月刊，还主编过《河南民报》的副刊《艺术》《平野》和《寒笳》等文学周刊，参与过《风雨》周刊的编辑工作。蔡一木是一位为我们所忽视的作家。20世纪30年代他曾主编《河南民报》副刊《诗刊》，创办了《黄流》文学月刊。在他主编的报刊上，他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和小说等文学作品，也发表了许多文学评论，如《什么是小品文》《欧洲小说演进略谈》《由文学发展的历史谈到民族文艺》《送1935年》《作家与批评家应有的态度》等，从不同方面表现出深厚的文学修养。
　　樊粹庭是河南大学作家群中尤其富有特色的作家，也是河南大学培养的第一代研究生。1929年之后，他告别诗坛，走上剧坛，使民间文化与人文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在豫剧改革中作出重大贡献。1932年在河南大学中文系借读的赵清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女诗人。她主编过《河南民报》副刊《女子文艺》双周刊 （1932年11月15日创刊），并在自己主编的阵地上发表过《妇女的参政运动》之类的政论文章。早年，她出版作品集《旱》（上海女子书店1935年版）、《华北的秋》（上海铁流书局1937年版）、《风》、《女杰》（重庆华中图书公司1940年版）、《过年》、《血债》（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年版）、《反攻胜利》（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版）、《生死恋》（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1946年前后，她的创作达到最高峰，很多作品如激流般喷洒一片深情。然而，这些激流来自厚积，一方面是她自觉投入火热的生活，一方面是她自觉提高理论素养，从而使她的创作获得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早在20世纪30年代，赵清阁就出版理论集《妇女解放与职业》（上海杂志公司1937年版），仅在1941年她就出版三部理论集《编剧方法论》（重庆独立出版社）、《抗战文艺概论》（重庆上海杂志公司）、《抗战戏剧概论》（重庆上海杂志公司）。
　　李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主编过《瀚海》文学期刊、《河南民国日报》副刊《晨曦》文学周刊、《河南民报》副刊《河畔》文学周刊和《山雨》文学月刊、洛阳《阵中日报》副刊《军人魂》日刊、南阳《前锋报》副刊《笔锋》日刊和《燧火》三日刊、开封《中国时报・前锋报联合版》副刊《春蛰》文学周刊，还与苏金伞一起主编《沙漠文艺》文学月刊等。他早年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其中诗剧《易水上》在当时引起积极反响。1932年11月，他在《河南民国日报》副刊《晨曦》文学周刊上连载发表《新旧文学之平见》；1935年4月，他在《河南民报》副刊上连载《看〈女人〉后记》；1935年7月，他在《河南民国日报》副刊《中原》日刊上连载《作家的主观与社会的客观》，不久，又连续发表《评〈子夜〉月刊》《死的气息》《汉字不妨尽量通俗化》《扔掉包裹》《论轮回》等文学评论文章。其他还有贺肇弗、刘如水，他们都主编过文学刊物，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也发表了一些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章。这些可以说明，河南大学作家群从开始就注重自身理论素养的提高，而理论支持使河南大学作家群保持着厚重的文化气息，从而避免了昙花一现的浮躁、浅薄等习气。这也是河南大学作家群一个醒目的文化特点。这种特点在半个世纪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南大学又一代作家群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没有理论和思想的支持，文学就会失去深邃。
　　河南大学作家群不仅注重自身文化理论素养的不断提高，而且十分注重对现实的关注和参与。以范文澜为例，他在河南大学教书时，为文学院学生开设了《文心雕龙注》《水经注写景文钞》等课程，自编《上古史》《文学史讲义》，并积极投身现实生活，与王澜西等人一起编辑《风雨》周刊，主编《大时代》和《经世》半月刊，还与嵇文甫等人一起成立抗日工作训练班。他是河南大学的一面文化旗帜，深刻影响着河南大学的文风、学风建设。这种风尚体现为河南大学作家群身上鲜明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马可，1935年9月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发起和组织“河南大学怒吼歌咏队”，创作《抗日五更调》等作品。不久，他又参加河南大学抗敌演剧队，创作了《保卫洛阳》《守黄河》《游击战歌》等数百篇作品，冼星海称他的作品为“极力趋向大众化、民族化的新形式”。后来，他参加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为河南大学作家群增添了极大的光彩。邓拓，1934年入河南大学经济系读书，在校读书时就完成了著作《中国救荒史》。同时，他还组织领导河南大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领导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后来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文风，与他在河南大学读书、参加革命斗争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河南大学作家群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从不畏惧强暴与邪恶，显示出大无畏的精神。这种精神与学术薪火共同为后人传承、秉承、发扬、光大，使中国文坛熠熠生辉。
　　
　　三
　　
　　20世纪的中国文化在品格上发生了重要变化，文学和教育从古典转向现代。而这种转变的进程却是那样漫长和艰难。河南大学作家群在这一进程中作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河南大学作家群从形成到发展、成熟的各个阶段，都体现出河南大学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文化风尚。河南大学作家群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部分，它的历程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裂变、整合、叠生的文化典型。河南大学作家群在整体上可以分为三代：新中国成立前在河南大学读书、工作和生活过的作家，如王实味、徐玉诺、郭绍虞、于赓虞、杜衡、朱湘、罗根泽、范文澜、姚雪垠、蔡一木、刘如水、赵悔深、赵清阁、贺肇弗、邓拓、马可、樊粹庭、苏金伞、吴强、周而复、任访秋、张长弓、万曼、刘溶池、栾星等人是第一代，是第一片文学的森林；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在河南大学生活过的作家显现出与第一代明显不同的文风，如孙广举、孔令更等；“文革”结束后，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当年的“老三届”和“文革”中读书的青年学生一起，经过高考齐聚在河南大学，接受带有复兴意义的传统文化教育，这一代作家的阵容更加强大，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河南大学作家群自身的文化接应。第三代河南大学作家群事实上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者，以“老三届”为主，如刘学林等；一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者，如李霞、高金光、吴元成等。但是，特殊的文化背景将这两部分作家拉进同一间教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军相会，组成一个以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为特色的更加庞大的文学方阵。在这个方阵中：小说创作上，刘学林的短篇小说《品茶》等作品以“老到”而著称，闫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等表现出清新的意境和深邃的哲理，孟宪明的长篇儿童小说《双筒望远镜》使儿童文学审美品格发生了重要变化，武和平的长篇侦探小说《血案疑踪》以及周常林、李小燕、秦俊、方敏等人的小说在文坛上都有一定反响。在诗歌创作上，程光炜在大学读书时就引起诗坛关注，而后他走上诗评和诗学研究的道路，易殿选、王剑冰、王志军、陈守忠、杨吉哲、张鲜明、吴元成、李霞、刘根社、高金光等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坛各呈姿色。在散文创作上，王剑冰主编着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散文选刊》，他不但在散文创作上有着突出成就，而且在散文理论研究上有着突出贡献；曲令敏是一位有影响的女散文家，其清新、隽永的文风为当代散文注入了生机。在杂文创作上，宋立民和焦国标曾被《杂文选刊》评为全国最佳杂文作家。这一代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建树体现出簇新的美学风度，如金慧敏，当年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美学批评论纲》被称为“第五代批评家”的代表，后来他转向了哲学意义上的美学研究、文化理论研究。特别是他关于叔本华的研究，已超过了一些颇有声望的老一代学者。其他像胡山林、张云鹏、张清民等，都颇有特色。更为可喜的是，如今的河南大学仍然活跃着一些文学社团。
　　河南大学作家群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和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回首河南大学作家群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文学成就上出现一个马鞍形，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创作高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创作高潮。这两个高潮的形成，是与河南大学在20世纪政治风浪、文化风浪中的命运有着直接联系的。如今的河南大学作家群这一片又一片紧紧相连在一起的森林，阵容、气势越来越大。文学的森林是从一棵棵树木生长起来的，需要几代人的心血浇灌，更需要几代人的奋斗。河南大学作家群是河南大学的文化硕果和精神硕果，但是，它绝不仅仅属于河南大学，它属于我们的时代，属于我们的民族，属于我们的未来。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著名民俗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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