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伟棠：在此撤离，剩下光:当所有的热情耗光了剩下的只是

　　廖伟棠常被媒体称为“001号回归诗人”。因为廖伟棠的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内地人，廖伟棠十岁起开始排队申请赴港，直到香港回归后，新的移民政策出台，才成为“港人内地所生子女001号”，获准入港。
　　到了香港之后，他的生活境况大不同。廖伟棠原先在珠海电视台工作，不但工作轻松，而且收入颇丰。到了香港之后，只能同弟弟妹妹挤在一间房子内。他原是跟电视台请假一个月，并没有留在香港的打算，但迫于家庭的生活压力，只能留下来找工作。最初尝试电视台和影楼的工作，但都觉得无趣，最终选定去当时在香港颇有名气的二楼书店洪叶书店当店员。那天面试结束，还不忘问一句：员工买书能打几折？后来，不到几个月，廖伟棠当了店长。1998年年底，他索性自己和朋友在旺角西洋菜南街和亚皆老街交界处一唐楼的三楼合开了一家文艺书店“东岸书店”。
　　廖伟棠说，读书和挑书是他唯一的兴趣所在和本领。“开书店，是比较单纯的方式，一来跟书本发生关系，二来开书店，像是一个据点，可以有很多朋友在书店里碰面，也认识陌生的同好。”东岸书店开业那天便举办“中国地下诗刊展”，每个月会有诗歌朗诵会、另类音乐分享、哲学讨论会，廖伟棠因此结识了不少朋友。据说，书店开业第一天，书卖掉了三分之一，连夜去深圳补货。不过因为书店坚持不卖流行读物，所卖书籍多是比较冷门的文学书，所以生意惨淡，加之香港当时大规模地加租金，房租陡然涨了一倍，虽然后来三迁店址，最后仍逃不过实体书业的大命运。2001年，东岸书店旺角店结束时，廖伟棠还从北京赶回去参加了告别朗诵会，写了一首《多少年后，当我们说起一家书店》。廖伟棠说，其实他现在仍有开书店的梦想。
　　家中藏书自不必多说，他甚至还亲手制作查尔斯·奥尔森、卡夫卡、史蒂文斯等大家的作品。1990年代，大陆尚未有庞德的诗集出版，他便把庞德的诗歌录入电脑、排版、打印，装订成一册《庞德诗选》。
　　开书店、做书，爱书如此。不过，廖伟棠，首先仍是那个诗人廖伟棠。
　　刺成最惊艳的刺青
　　廖伟棠曾用自己所开的东岸书店的名号出过一本诗集《花园的角落，或角落的花园》。不过，他到香港生活之前的1995年，以棠棣为笔名，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永夜》。到香港之后，陆续创作《随着鱼们下沉》、《手风琴里的浪游》、《孤独的中国》等多部诗歌作品。大多数人最早认识廖伟棠便是从他的诗歌开始，且惊艳于这个年轻诗人的才韵，殊不知他从1989年开始创作，出版《永夜》的那年才19岁。
　　廖伟棠说：“对我启蒙最大的是在中学读到整本的《野草》，发现鲁迅并不是只有教科书上面的样貌，不只是杂文作家，他也是诗人。而且诗可以很冷静、很硬朗、很黑色；而不是之前我接触的软绵绵，只有光明和歌颂的样子。”继而读到海子，海子的那一首《九月》，成为他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英雄，以及后来读到的里尔克、兰波、以及苏联诗人曼德斯坦姆。
　　“诗人死了”，纯属搞笑：
　　诗人在上海充当太太们的提款机；
　　在天津做计程车司机的意见箱；
　　在北京做电视剧，终成富豪。
　　廖伟棠的诗歌，总是质疑主流价值，带着反叛的精神。这或许不仅仅是受到艾伦·金斯堡《嚎叫》等“垮掉的一代”的作品、所钟爱的摇滚音乐的影响，想来更为直接的是其面对了生活环境的变化，不同于此前在珠海安逸环境中通过阅读间接获得写作的灵感。到了香港之后的廖伟棠，香港特殊的社会现实刺激了他创作的可能。他说，香港的环境反而放松了他的写作状态，让现实世界的矛盾更多地进入诗歌里，开拓创作的维度。就像奥登当年纪念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写的那句“爱尔兰把你刺伤成诗”，廖伟棠亦是被目所能及的周遭现实，刺伤成一首首的诗歌，是最惊艳的刺青。
　　之后廖伟棠诗歌的另一个转向是，诗歌中愈发流露出的东方古典色彩。
　　廖伟棠到香港的那一年，唯一的朋友是从未见面的黄灿然。“1998年左右，我受到黄灿然的影响（黄灿然的兴趣在彼时转向古典诗歌），在他的推荐下，开始重读杜甫、李贺、李商隐等人作品，尤其是杜甫对我的影响颇大。这个阅读方向在北京之后更进一步深化。到了北京之后，我把《杜诗详注》从头到尾反复读了三遍。而且也读了大量的宇文所安的著作。宇文所安的作品当时还没有三联书店的版本，我在北京图书馆借到旧版本，三联再出的时候，又重看了一次。宇文所安对我学习古典影响极大。”“我在另一个世界涉入秋深，这个／被悬搁的城市，北京，在夕照中倒斜／我却想象另一个与之对拓的城市／北斗星旋着指向它的错误和华美”，他附着杜甫的诗，写下这个时代的节奏。
　　廖伟棠说：“诗歌是最能直接表达我内心的一种艺术，也是我最得心应手的艺术。诗歌相较于其他艺术门类，更不依赖工具、不依赖现实的一些限制，比如画画需要颜料、画布，音乐需要钢琴或者吉他，但是诗是直接脑子里涌现出来的东西。它甚至不像小说，要用很多文字去记录，我觉得它是一个最直接的艺术门类。”
　　倒不像大陆的诗人往往受困于潦倒穷困和明星化的两个极端，在香港做诗人虽然不易，但至少是自由的。“香港的写作是自由的。香港文学创作是很奇怪的，没有人会关注你，但是也没有要求你非去写什么，让你自生自灭。你有绝对的自由，但是你也要耐得住寂寞。”
　　辞去工作之后的廖伟棠，便以写作为生。除了写诗，还写各种艺术评论。在2000年前后，也写了一些小说。“当时觉得好多童年的记忆，如果不转成小说的话，我觉得随着年龄的改变，可能没有那个心境写。于是，在那一年，集中地写了些小说。”《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高小涛不在北京》、《刻在迷宫墙上的五个片段——献给迷宫之王：博尔赫斯》等，将13岁之前在粤西的那的生活记忆，一寸寸的光景，都虚构成故事的图景。
　　《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还获得了2003年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其实，1997至2001年这三四年，被廖伟棠视为自己阅读和创作的疯魔阶段。那三年，廖伟棠几乎拿遍了香港和台湾所有的文学奖项。1997年底，廖伟棠拿了香港青年文学奖的诗歌组和散文组的双冠军。第二年参加香港中文文学奖，把散文、诗、小说三个奖都拿了。1999年获得台湾时报文学奖诗组首奖。2000年囊括台湾联合报文学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小说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一时声名大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