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常识是什么意思 [回到文学的常识]

　　在当下有不少仍然充满创作活力的作家，他们对小说以及文学的一些真知灼见可以说是在很多理论家、批评家的水准之上。我如是说，并非要在小说家与批评家之间做出高低的判断，而是越来越觉得小说家在回到文学的常识、打破文学的偏见方面，似乎比批评家更具理论上的诚实和勇气。在创作和理论批评相对沉寂、批评和创作的对话关系也相对微弱的情形下，有必要注意到这一现象。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文学的创新动力在不停减弱。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实践表明，文学创新势必要打破偏见；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创新需要不需要从常识出发?如果丢掉常识，创新有无可能?我以为，现在的创作和批评需要回到文学的常识。
　　“小说”自然是个很难定义的概念，虽然已经有林林总总的定义。大卫·洛奇(又译成戴维·洛奇)的《小说的艺术》在大陆和台湾有多个译本(台湾译成《小说的五十堂课》)，这本有广泛影响的书也没有直接回答小说是什么的问题。可见，即便是有“学院小说家’之称的大卫·洛奇，这位既创作又理论的学者兼小说家也不肯轻易定义小说。但这位行家里手选择经典片段进行小说的技术分析时，始终没有离开小说人物的命运。大卫·洛奇的经历在中国恐怕也是少有的。“1960年到1987年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既是小说家也是学者，在伯明翰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其间还出版了好几本文学评论的书，主要讨论小说作品以及‘小说’这个文类，这几年间，我也开设了一堂名为‘小说形式’的课程。1987年，我提前从大学退休后，发现自己没有意愿也毫无动力继续写那些主要给学术界阅读的评论。然而，关于小说艺术以及小说史，我仍然觉得有许多话想说，而这些内容或许可以引起一般阅读大众的兴趣。”有近三十年的小说创作和研究经验，仍然有话要说，而且是以报纸专栏的方式写给一般读者。一个作家和学者能否有如此长久的思考力另当别论，但小说家和学者如何将小说的艺术魅力推销给一般阅读大众，恐怕是当下中国作家和学者的“短板”。在文学和一般读者的关系越来越松散时，大卫·洛奇这样的经历和做法，值得中国的小说家和批评家效仿。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是一部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关于小说艺术的著作。王安忆在复旦大学用十三堂课讲小说，她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小说的目的”，不是社会功能上的目的，而是小说本身的目的。王安忆对小说文本的分析，与理论家的原则无关，也和批评家的解读不同。优秀的小说家是贴着小说说小说。王安忆第一堂课便是讲“小说的定义”。小说是什么?王安忆的回答是：“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艺术，“只是作为人类的一个理想，一个人类的神界”。若是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小说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这是小说家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的疲惫状态，承认文学对人的精神生活影响力的式微，那么，问题的症结也就一览无余：小说家无法建立起用“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构筑的“心灵世界”。中国的作家，就多数人而言，缺少的便是这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作为“心灵世界”的小说，其内核是“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这一“心灵世界”也有自己的表现形态，王安忆说“形态”以讲故事为形式，用语言做材料。对这一常识，我们应该没有分歧。但如何看待包括故事在内的形式，却存在歧见，这也没有什么不正常；需要追问的是，讲故事的目的是什么?我以为许多小说家的理解是有悖常识的。
　　在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向之后，我们形成的新的常识是：小说需要技术，需要形式，技术和形式也是小说本身。但这个常识是不完整的，因为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技术、形式等都应当朝向小说的目的。讲故事，是语言的一种运用。小说家的语言当然与天赋有关，也与后天的训练有关，但即便由此形成了一种语言风格，小说家一旦对现实意义的理解发生变化，这种语言风格也会发生大的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变化。格非从《人面桃花》到《春尽江南》，其语言风格的变化，对我们颇有启示。格非说：“从文学实践的角度，我希望我的小说语言能一本比—本更自然，更加接近日常生活。”和《人面桃花》的典雅不同，《春尽江南》用的是一种比较粗糙的、随意的叙述语言，而格非认为这是—个“伟大的目标”，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语言还不够“直接”。这一变化，源于格非对当下社会现实的体认。格非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我2009年开始动笔，写了有七八万字，但是我发现文字上感觉不对……虽然第一稿的文字是很漂亮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根本不能承受这么漂亮的东西，我觉得很恶心，有点做作，受不了，所以我把它废掉了。”《春尽江南》中，主人公谭端午是一位“和整个时代作对”的诗人，其反复阅读的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欧阳修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格非认为首先是“乱在我们心里”，所忧所愤，仍在世道人心。所以说，语言的变化，是心灵世界之于现实的反映。
　　我们现在并不缺少懂技术活儿、也会创新形式的小说家，相反，有众多运用好的技术和形式来讲故事的能手。然而，说完了故事，读完了故事，留下的是什么?在当代优秀小说家中，莫言讲故事的才华，是多数小说家难以企及的。莫言如何看待小说“讲故事”?莫言如此回答《南方日报》记者关于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特征这一问题：“第一，必须塑造出一个难以忘记的典型人物形象；第二，非常完美的结构；第三，必须包含超越时代的思想。”这三个特征当然是不可分割的。完美的结构，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这是形式问题。而“超越时代的思想”，则是“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的殊途同归的表述。我注意到，莫言用了我们长久以来都很少使用的另—个概念“典型人物”，而且把它作为优秀长篇小说的第一特征。莫言进一步说到了小说与故事的关系：“小说依赖故事，但是仅仅讲故事的小说，只是停留在过去说书艺人的艺术水平。小说要超出故事，使人们从故事中想到更多。通过故事来写人、写人的灵魂、写对人自身的追问，由此引发读者超越故事层面，对人的自身的思考、对人的生存和死亡等最根本问题的思考。”所以，故事讲完之后，应该留下人物，留下对人的根本问题的思考。如果故事讲完之后，人和思考没有能够留下，那么这样的故事是背向小说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