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警惕民粹主义影响中国企业和贸易 警惕民粹主义

2016年03月24日 13:38

来源：凤凰财经作者：龚奕洁

资料图

承担亚洲对话机制、探讨问题、促进共识博的鳌亚洲论坛发布了《亚洲竞争力年度2016年报告》，“亚洲四小龙”新加坡、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依然占据前四名；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以色列稳踞第二梯队；亚洲金砖国家中国、印度为第三梯队；接着是东盟新兴经济体，西亚、中亚的资源输出国，以及南亚其他国家。

根据披露的中国竞争力分项指数，中国的整体经济活力指数高达70，人才资本与创新能力仅41.2，基础设施状况也才36.3。

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依然保持着生命力，“东亚模式”的可持续性似乎得到了验证。而作为金砖主体的中国，在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难免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压力。但是作为中国的邻居，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却是世界上少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那么，东亚模式能对中国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值博鳌契机，凤凰财经记者采访了长期研究亚洲和中国形势、国家转型等方面的权威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郑永年教授表示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就整体国家来说，但是中国区域这么大，有的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人均GDP已经处于发达水平，实现从中等向发达的跨越。但是还有些区域发展并没有发展，所以导致从国家整体上来讲，中国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在谈及以双创为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新动能的时候，郑永年表示频繁的口号很多，但细节太少。而且要当心互联网与金融产业的投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还要靠实体经济。

郑永年在《中国改革三步走》一书中写到，中国的改革三步是先经济改革、再制度与法制改革、最后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现行中国进入制度与法制改革的阶段，郑永年认为中国改革方向很明确，难的是落实，要经过先“集权”后“放权”。现阶段应该进入放权，但是权力下放过程中如何保证执行力度与效率，需要细节。

谈及经济发展速度放缓，郑永年表示中国应该自私一点，下行一点，调整结构比GDP增速重要得多。在全球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其实西方国家更希望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另外，郑永年还表示，作为海外学者，他比较担心民粹主义对中国企业和贸易部门的影响。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中等收入陷阱是就整体而言有地区已经处于发达水平

凤凰财经：先从国际形势说起，比利时的爆炸案之后，欧洲资本市场大动荡。而亚洲其实也面临一定的安全隐患，21日据韩联社报道，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现在朝鲜半岛的局势会否恶化？会否影响亚洲的稳定与经济发展？

郑永年：朝鲜问题不是新问题，小金上台以后这个问题一直爆发。我觉得如果中美日韩等国达成共性，朝鲜问题是可管控的。因为朝鲜经济与其他国家是相对独立与封闭的，不像欧洲的麻烦在于恐怖主义是由外生转向内生。当然我们也不能低估朝鲜半岛的核威慑，如果解决不妥也会引起东亚政治大的变动，

凤凰财经：外媒此前指出亚洲金砖中、印两国，尤其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四小龙所代表的东亚模式的生命力延续性及对中印的启示在哪里？

郑永年：1960年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国家的101个经济体中，截至2008年只有13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包括早期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中等收入陷阱以后分化蛮厉害——韩国已成为OECD国家，GDP较大；新加坡人均GDP5.6万美元、是世界上少数几个高收入国家；香港人均GDP4万美元左右；台湾民主化以后基本没有增长，2.2、2.3万的情况下很难再上升。

如果把中国和印度放在一起说中等收入陷阱有点困难，因为中国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量比其他四个金砖国家体量之和都大。印度GDP还很低（2014年1630.82美元）， 属于中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还是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空间，现在讲印度中等收入陷阱，至少早了5年。对中国来说，如果现在不努力的话，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从（人均GDP）7800再发展，会走得比较辛苦一点。但因为同属于儒家文化圈、东亚经济体，所以东亚模式对中国来讲的启示比较明显。

我们讲中国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就整体国家来说，但是中国区域这么大，有的区域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人均GDP已经处于发达水平，实现从中等向发达的跨越。但是还有些区域发展并没有发展，所以导致从国家整体上来讲，中国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社会投机心理愈强众创变众炒

凤凰财经：博鳌发布的亚洲竞争力报告中，中国排第9指数为59.8 而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仅为41.2.但是中国近年来鼓励双创，人才涌向创业创新，还在达沃斯的报告中却是最适合创业的国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郑永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本身是对的，通过双创可以培养出新一代的企业家，毕竟企业家才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富二代里真正好的不多，需要通过双创培养新一代（第四代）企业家。但不是每个去创业的年轻人都能成为企业家。

另一方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目的并不明确。刚说东亚，早期日本与四小龙，技术创新提高制造附加值以及产业升级的目标很明确，而我们的许多创业还是简单的、低端的扩张。

凤凰财经：但是政府明确地提出要进行产业升级，提出“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

郑永年：那是频繁的口号，但实际上没有一套制度配合。口号太多，细节太少。产业升级是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但是我们现在连资本密集型的都还没有做到。落实中国制造等产业升级的口号，转化为社会的实际经济行为，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凤凰财经：推动创业是个途径，但创业的泡沫问题也在争论。我记得您曾表示，发展新经济新产能要防止产生新的过剩产能，怎么说？

我到中国各个地方去看，是有一些担忧。近年来提倡互联网+、金融+，一方面大大提升了互联网与金融行业的发展，但是也要担心行业过剩问题。从中央的角度来讲，其实互联网+或金融+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是现在反而是实体经济的钱流向了互联网与金融行业。我们要意识到的是，这两个行业都是投机性很强的行业，富二代基本都在玩这两个行业。我觉得非常不好的现象是整个社会的投机心理越来越强，“众创”变成“众炒”了，这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是不利的。要警惕过度金融化、过度互联网化，回归实体经济的发展。

改革要先集权再放权现阶段需要放权

凤凰财经：您曾提出过中国改革三步走。现在流行的一个共识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很大原因在于体制与制度。现在中国各项体制，尤其金融与财税方面的改革正在进行中，但是也有一些改革比如股市的注册制和房地产税都暂停窗口期。中国似乎在改革与维稳之间摇摆，您怎么看？您觉得体制改革的力度够了吗？中国还要怎么努力？

郑永年：中国体制改革的方向很明确，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也都确定了，市场起关键作用，政府起更好作用，还有依法治国。关键在于怎么执行与落实。我的建议是先集权再放权。反腐败、顶层设计要集权，阶段性的集权任务完成后，还要把权利下放给下面的行动体，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社会各方面等。正是这些行动体把很多的经济潜能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

凤凰财经：先集权再放权的话还“好”放吗？需要多长时间过渡？中国现阶段要集权还是放权？

郑：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基本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走的路确是这样。现在需要的是放权。集权不容易，放权也不容易，放权后怎么让人真正干活？这方面还需要提高整体的政治意识。我们从海外来看，比较担忧民粹主义、一些极左言论在企业部门和外资部门的影响。

不要为经济行为加注政治解读

凤凰财经：有些人说，中国经济的“新三驾马车”是新投资、新消费与一带一路。也有人将“一带一路”解读为大国崛起的标志，是民粹主义吗？

郑永年：没有必要加个“新”，投资、消费都是有连续性的。至于一带一路的设计，中国是为了实现国内的可持续发展，我们产能过剩了就需要建立一个机制与其他国家进行产能合作，资本过剩了去出口资本。一带一路沿岸的发展中国家很多，这些是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双赢。

但是在我看来，一带一路还是一个经济项目，是经济战略而非宏观战略。许多人把它夸大了，唱太高调了也没用。中国的意图在于发展经济效益。

凤凰财经：由于一带一路与TPP的参与国家高度重合，所以许多人将之解读为中美两个大国的国际地位竞争，您怎么看？您觉得中美真心像他们声称的那样欢迎对方加入吗？

郑永年：稍微懂一点经济知识的人不会这么认为。因为TPP与一带一路都是经济型组织，而且两者所侧重的经济面不一样。TPP主要面向贸易，一带一路主要面向基础设施建设，两者的互补性很重要，根本不是冲突。不要加注太多意识形态上的曲解。

凤凰财经：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发展思路，但是投资项目多在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这样会不会在几年后造成新的产能过剩？而且，是否也限制了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方向？

郑永年：基础设施只是建设的一方面。大规模的基建一般是国企在做。民营企业走出去好多还是做产业。从民营企业的角度来讲，它们可能更青睐于欧美国家胜于一带一路国家，因为民营资本需要一个社会、政治、法制环境，但一带一路许多国家的政经风险还比较大。

凤凰财经：李嘉诚的资产重组与海外投资背负了资产转移的不信任感，大陆许多民营企业家也会面临这样的尴尬。民营企业家的海外投资是出于对国内的不安全感，还是仅仅是经济行为？

郑永年：对企业家的看法不能太政治化。什么叫爱国？企业倒闭了是爱国吗？李嘉诚倒了对谁有好处？对谁也没有。为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他进行了产业重组与资产分配，其他所有的跨国企业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资本对于环境的好环是最敏感的，我们也要反思社会环境出了怎样的问题，会让企业家有不安全感。

中国可以自私一点，经济下行一点

凤凰财经：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李克强总理将2016年GDP目标增速定在6.5%-6.9%，但是国外的许多报告明显对中国经济信心不足，这来源于哪些？

郑永年：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6.5%已经很难得了。中国如果还要通过各种行政政治手段来维护高增长，从长远来看是大灾难，气候环境都受不了。从西方角度讲，自2008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0%，西方经济不景气了所以希望中国经济能有高度增长。中国老百姓少吃一只龙虾，澳洲的龙虾价格都影响很大。

我觉得中国也要自私一点，经济下行一点。结构改革比简单的GDP主义重要得多。中国经济下行与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脱不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