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_看故土的眼睛

　　 《梨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我相信，新闻记者出身的作者张树国，一定写过大量的人物通讯。他的小说有很强的纪实色彩，在人物速写上的功夫给人印象深刻。在通讯与小说之间，有很多鸿沟需要跨越。张树国为此搭建的桥梁，主要靠两种材料：故土和故事。在熟悉的人物身上寻找故事性，这种故事大都以片段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作者努力展现的是故事的传奇色彩及其背后的意义空间，同时，作者所写的一切都发生在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通篇都会读到一种朴素的、真切的亲情。情感的表达和意蕴的追求，正好应合了小说的特殊要求，使这些故事一个个走出原有的表述空间，具有了或浓或淡、或显或隐的“小说性”。
　　读《梨花》，让我想起笔记小说，想起韩少功的“词典”式小说笔法。其特征表现在，故事的场景是固定的，张树国写的就是位于皖豫交界地带的“黄河故道”，这个村名可以叫“小于庄”，可以叫“黄河乡”，也可以叫“盘龙镇”、“刘庄”甚至“马桥”。这点虚构遮不住作者的“纪实”冲动。作家写故乡是常事，但如何对待故乡，用怎样的眼光看取故乡的人和事，却透着很大的差异。就当代作家而言，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是个风情张扬的所在，作家常常借灵魂的光影，回视“爷爷”、“奶奶”们的奇异情爱和纷乱的生活；苏童的“枫杨树街”是一个充满了潮湿、嘈杂的气氛，让人憋闷、逃却无路的市井；贾平凹的“商州”是个散漫不经、让“我”归来掺和一把令其改变秩序的地方。作家们对故乡的态度，既有超越之后的任意挥洒和“为我所用”，骨子也透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缘。那是一种特别复杂、已经个人化、书面化、“寓言化”的想像之所在。
　　张树国的故乡情，应当属于常规的路数，那是一种带强烈的怀旧色彩的感情，在作者眼里和笔下，故乡的一切都那样值得描述，来自记忆、传说、听闻的一切，都可以化作一个个故事，而且篇篇都带着作者抹不去的怀乡情愫。这些小说大多篇幅短小，平均大约也就是每篇两千字的样子。每篇小说都以一个人物为主，通过一两则故事的讲述表达一个相对固定的主题，由于故事发生的场景都是在“黄河故道”的故乡，所以环境、风景包括人物的交待性描写就简略了很多，大多可以直接进入故事的讲述。就此而言，这些小说果真有点像是“民间笔记”和“词典小说”的写法。
　　
　　但张树国显然没有如此先在的设计和明确的追求。这种不自觉使小说结集后少了点集中的意念和统摄，但同时又非常可贵地保留了一点生活的原色与质感。我更关注的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在我的猜想中还是一位有过丰富通讯写作经验的记者，如何能在这样的写作中摆脱新闻性而突出小说性呢？这是真正的考验。总体上看，我认为张树国做的是比较成功的。原因有二：作者对题材的选择以情为主，能否投入感情去表现、去描写是他是否愿意选择为故事题材的最重要依据。所以我们读到的，多是“我爹我娘”、“兄弟姐妹”、“亲戚邻里”等等有着浓郁感情联络的人物，即使是其他一些没有交待背景的人物，也显然有着“父老乡亲”般的亲近感。这是以情为主的小说与以事件挖掘为核心的新闻通讯之间最感性的区别。其次，张树国在处理题材时，非常注重意味、情感、人性的阐发，他写的都是故事，关注的其实是故事背后的独特意蕴。他当然也要表达某些人物事件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但他更看重其中的人性色彩。某些主题可能并不适合作新闻，但作小说却别有意味。如《白天鹅》里的中年妇女白天鹅，为了让儿媳妇能给家族生个孙子，不惜梳洗打扮，冒名顶替到医院做“结扎”手术，小说的结尾以儿媳生子为收束。另一篇小小说《王元》里的王元，是村里有名的泼皮，一次进城到“大官”之子的同学家里做客的经历，让他彻底变了一个人，不但不再捣蛋，而且听话肯干，问其原因，原来是他也想当个“大官”。这些故事很小，读来却别有情趣。这样的主题方向不失温情，保持着生活的本真，有着可贵的品质。作者如此处理故事题材的作法，在书中随处可见。除了前述的故乡情之外，也体现出在写作上的聪明。
　　张树国不是职业的小说家，似乎也无意这样的追求，这种放松的心态倒可能成就他的写作，不矫饰，不造作，既不模仿他人，似乎也不苛求独创。很平稳地为我们讲了那么多有趣、新鲜的故事。当然，我认为他的小说总体看还是少了点讲究，技法的变化太少，出入故事有时显得有点随意，还有的篇什或像散文、或像报道，提炼不够精到，这种精到是与我们认为作者应该可以达到的程度相比。文学写作就是如此，有些身怀技巧的人因缺少生活而捉襟见肘，有些有丰富生活经历和经验的人又很难酣畅淋漓地尽显其能。拥有这两种资源并能协调运用的人，可能是写作中真正得心应手者。就此而言，张树国的小说写作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