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性的眼光审视生活:审视的眼光

　　W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当国际影坛上出现了以法国“新浪潮电影”为代表的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创新意义的影片的时候，前苏联电影界也推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影片，这些影片被西方称之为“苏联新浪潮电影”。
　　当时的现实是：在战后经济复苏的年代里，人们痛定思痛，看到了全民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所付出的惨重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战争，前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丧生2800万人，约占全国两亿多总人口的1/8。因而，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但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未能生还。被夷平的城市一座座重建起来了，但母亲和寡妇的眼泪却没有干。战争给人们造成的悲欢离合比许多作家臆想出来的故事情节还要曲折感人得多。因而，人们要求电影作品不仅反映战争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他们更希望能在银幕上看到战争与人们的个人命运的联系。
　　从客观条件来看，1956年2月苏共召开“20大”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比较活跃，文艺政策也放宽了，电影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有了实现的可能。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批新面貌的影片中重新放出了光彩。
　　前苏联的《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等影片中所表现的是英雄豪杰的英雄主义，影片的主人公都是英雄般地死去，故被称作“纪念碑式的英雄”。柯歇伏依、马特洛索夫、卓娅等都是千古颂扬的壮士烈女。但是，传奇式的，可为之树碑立传的英雄人物终究是少数，在疆场上为国捐躯的更多的还是不为人知的小兵小卒。他们的坟前除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之外，甚至连一块铭刻着名字的墓碑也没有，他们的亲人都不知道他们被埋葬在什么地方？每年的5月9日战争胜利日，前苏联的很多家庭都在餐桌上为阵亡的家庭成员摆上餐具，似乎觉得他们的灵魂永远不会离开亲人；也有年迈的母亲和泪水未干的妻子在胜利日举着写有出征者名字的纸牌在村边、路口或车站等候儿子或丈夫归来。虽然她们明知所等待的人再也不会回来，她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安慰。在前苏联，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建造了形式独特的悼念战争中阵亡者的纪念馆或陵园，这些地方至今去凭吊的人仍络绎不绝。正因为战争的伤痛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如果电影不反映全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很多人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
　　人们希望在银幕上看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复杂的相互关系、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新浪潮电影”形成之前，有一些影片着意于体现苏共“二十大精神”，已经露出创新的嫩芽了，比较令人注目的是导演格里高里・丘赫拉依于1956年根据鲍・拉甫列涅夫的同名小说拍摄的成名之作《第四十一》，以及《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等影片。
　　
　　人性与阶级性的交织
　　国内战争的年代，由政委叶夫秀柯夫率领的一支突围的红军幸存部队中有一名女战士玛留特卡是个神枪手，她已打死了40个白匪军。政委令她与另两个战士把撤退途中俘获的一名白匪中尉从海路乘渔船押送到司令部去受审。途中，起了风暴，两名战士被卷入海中，玛留特卡和白匪中尉漂到了孤岛上。本来就迷恋中尉的“蓝眼睛”的玛留特卡与中尉相爱了，但他们的观点立场迥然不同，经常发生争吵。一天，当中尉奔向朝孤岛靠近的一艘白匪的小船时，玛留特卡劝阻不住他，就举枪打死了她的“第四十一”个敌人。紧接着，她又站在海水中抱着她的“蓝眼睛”哭泣……
　　《第四十一》获得了1975年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奖，这是当时的青年导演格・丘赫拉依的第一部影片。丘赫拉依是“苏联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而《第四十一》被国际影评界公认为是这股浪潮的首部力作。丘赫拉依参加过卫国战争，曾好几次受过伤，在拍摄《第四十一》的时候，他身上还有弹片未取出来。摄影师谢・乌鲁谢夫斯基曾拍摄过《第一次军用列车》，在《第四十一》之后又拍摄了《雁南飞》，创立了“乌鲁谢夫斯基摄影学派”。
　　《第四十一》问世后，曾引起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玛留特卡爱上白匪军官这件事有损红军女战士的形象，即使她最后打死了他，也得不到观众的谅解，因为她根本就不应该去爱一个敌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玛留特卡这个人物真实可信，她既有红军女战士坚定的立场，又有少女丰富的人性。这个人物的色彩不是单一的，在她身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时代的复杂性和时代的矛盾。她和中尉的爱情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在孤岛上，除他们两人外，没有别人，谈不上有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之分。在打死中尉之后，玛留特卡又为他而哭泣，这也是真情流露，因为她打死的这“第四十一”个终究与她相爱过。为“蓝眼睛”而哭泣这场戏原小说中没有，是影片编导添加的。影片的摄影十分精彩，画面上的自然景物传达出了人物感情的汹涌波涛和矛盾冲突的紧张尖锐。
　　
　　美好爱情的毁灭
　　米・卡拉托佐夫导演的《雁南飞》（1957），表现了战争带给人的永远难以平复的伤痕：薇洛尼卡和鲍里斯是一对幸福的年轻恋人。卫国战争突然爆发后，鲍里斯应征入伍。在一次轰炸时，鲍里斯的堂弟马尔克乘人之危，占有了薇洛尼卡，使薇洛尼卡不得不与之结婚。鲍里斯在前线执行一项侦察任务时，为救一受伤的战友而牺牲。薇洛尼卡终因马尔克灵魂卑微而与之分离。战争结束后，薇洛尼卡手持鲜花去车站迎接从前线归来的人，但鲍里斯再也没有回来……
　　影片问世后，有一些评论文章对薇洛尼卡的形象提出了非议，认为她失身给马尔克，玷污了战士未婚妻的清白，令人难以接受。但另一些文章则认为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战争带给人的悲剧性命运，有力地表现了战争怎样摧毁了个人的生活，破坏了一对恋人的幸福。由于苏联人民的确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而像《雁南飞》这样的战争悲剧是符合不少观众的心理的，他们在一洒同情之泪的时候抒发了自己的感情，这也是该片能赢得广大观众的原因之一。影片的艺术成就很高，在电影语言的运用方面有很多新意和突破。
　　《雁南飞》在国际影坛上引起了轰动，获1958年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影片系根据弗・罗佐夫的话剧《永生的人》改编，导演米・卡拉托佐夫曾拍摄过《阴谋》《忠实的朋友》，他是50年代前苏联“诗电影”的倡导者。1959年，由《雁南飞》的几个主创人员拍摄了《未寄出的信》，这是一部表现人在与大自然抗争中付出了惨痛代价的影片，同样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反对者给它扣上了“自然主义”、“悲观主义”、“形式主义”等帽子；肯定这部影片的评论则认为影片创作者营造出了真实的自然环境，保持了展开悲剧的严峻性和纪实性。
　　
　　在伤痛中寻找生活的意义
　　谢・邦达尔丘克根据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说拍摄的《一个人的遭遇》（1959），获1959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并获1960年的列宁奖金。影片忠实地表现了肖洛霍夫的一个哲理思想：任何事物也不能阻止万物复苏。
　　影片的故事内容已被它的片名所概括了，它表现了一个普通的人在卫国战争中所经历的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战争刚爆发，木工索阔洛夫就上了前线，在战争中，他走过了一条苦难的艰巨道路：他被浮过；在集中营里做过受尽折磨的苦工；又机智地驾车回到了苏军阵地，还俘获了一个德军少校，带来了重要的情报。战争使索阔洛夫失去了人间所有的亲人和温暖的家，但他并没有变得冷酷无情，并没有被痛苦折磨得失去生存的意志。他不仅自己要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要以破碎的心灵中的全部的爱去温暖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小生命。影片结尾索阔洛夫把同样在战争中失去一切亲人、露宿街头的小男孩凡尼亚认作儿子这场戏，充分地阐明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一个遭受战争创伤的人，没有理由永久地为自己的痛楚而哭泣，只要他还活着，他就应该不吝惜自己的爱，去温暖比他更弱小的生命。索阔洛夫终于在生活中找到了精神支柱，这支柱就是人道主义的力量，他在抚慰这颗幼小的心灵的过程中，忘却了自己的伤痕。影片作者自始至终遵循的一个基本创作原则就是真实，这真实是严峻而残酷的。
　　本片的导演技巧和造型处理都具有较高的水平，片中有十分独特的蒙太奇转换，又有前所未有的仰俯拍镜头，影片拍摄时还动用了直升飞机。《一个人的遭遇》是一部独白式的影片，是谢・邦达尔丘克自导自演的，对话极为简约而洗练。个别评论文章认为影片的调子太低沉，但舆论界和广大观众还是肯定这部影片的。邦达尔丘克曾亲自参加过卫国战争。1956年，他曾来我国参加过“苏联电影周”期间的活动。
　　
　　夭折的生命
　　影片《士兵之歌》（1959），是格・丘赫拉依继《第四十一》之后的第二部杰作。它荣获旧金山电影节大奖、最佳导演奖；全苏电影节大奖；戛纳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奖；1961年，编剧瓦・叶若夫和导演格・丘赫拉依获列宁奖金。
　　卫国战争的年月，19岁的通讯兵阿辽沙在撤退时出于自卫，用战友扔下的反坦克枪击毁了敌人的两辆坦克。将军召见他，要为他请奖，但他请求将军不必给他授奖，只希望给他几天假回家探望一次母亲。将军给了他往返六天的假期。途中，他乐于助人，乘坐的火车被炸，他又救死扶伤，耽搁了不少时间。阿辽沙回到家乡，只来得及和母亲在田边说几句话就要离去归队，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明知他已被埋葬在异国他乡，但她仍经常站在村口凝望着远处，仿佛在等待着惟一的儿子小阿辽沙……
　　《士兵之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影片反映出：战争夺走了阿辽沙如此年轻的生命，使他的母亲失去了惟一的儿子，毁灭了阿辽沙与女友舒拉之间刚刚萌芽的美好爱情。在以往的苏联影片中，只能“报喜不报忧”，但《士兵之歌》不粉饰现实，它真正做到了反映真实，表现普通人，这在前苏联电影中是新的尝试。
　　影片突破了叙事电影的框框和戏剧结构，采用了散文结构，它涉及的社会生活面远远要比叙事电影宽广得多。影片通过阿辽沙去休假这短暂的几天，反映出了苏联前线和后方生活的横断面，展现出在战争的考验面前表现各不相同的种种人物。影片虽然没有多少曲折的故事，但它给予人们的感受却远比一些故事和事件丰富得多，它能使观众从哲理的高度去思考战争与人的关系。
　　有的评论文章谴责影片通过阿辽沙的眼睛表现了战争期间的阴暗面：军用货车的战士受贿肉罐头；普通军人的妻子为改善生活背叛丈夫与军官同居。
　　
　　遭到摧残的童年
　　战争使儿童也成了它的亲身经历者。著名电影艺术家安・塔尔柯夫斯基拍摄的《伊凡的童年》（1962）就叙述了一个备受摧残的、夭折的童年的故事。情节甚至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在战争中失去所有亲人的12岁的伊凡，成了一名侦察员并牺牲在德国盖世太保的魔爪下。
　　影片是根据弗・鲍哥莫洛夫的小说《伊凡》改编的，但安・塔尔柯夫斯基决定要在片中加上伊凡的梦，这就使影片的内涵比小说中丰富深刻得多了。在银幕上，伊凡生活在两组镜头中：一组是现实世界，在这里他是一名侦察员，执行着战斗任务；而另一组，那便是他的梦幻与回忆的世界。在梦中，伊凡是作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而存在的，他与大自然的美和人的情感的美以及整个美好的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现实中，伊凡仅仅是作为一个复仇者，作为一个武器而存在着。只有当伊凡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那样报了仇之后，他的心才会平静下来。
　　看惯了旧模式影片的人指责《伊凡的童年》把战争表现得太残酷。但是，影片的激情是悲切的，伊凡的死被描绘成人类的灾难。片中，塔尔柯夫斯基本人的观点表现得极为明确而活跃。因而，《伊凡的童年》属于当时在西方兴起的“作者电影”的范例。影片在国际影坛上引起了重视，获1962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大奖，旧金山电影节大奖，并在数十个国家上映。
　　
　　生还带来的冤屈
　　在“新浪潮电影”中，人在战争、在与自然环境抗争等方面所受到的伤害都得到了关注。但是，人在政治生活中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却始终还没有在银幕上暴光。导演格・丘赫拉依和编剧达・赫拉布罗维茨基大胆而勇敢地在影片《晴朗的天空》（1961）中触及了这个问题。
　　《晴朗的天空》在1961年的第2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与日本影片《裸岛》共同获得大奖，并在旧金山电影节获最佳导演奖。
　　故事发生在战争爆发前：中学刚毕业的姑娘萨沙邂逅了空军英雄阿列克塞・阿斯塔霍夫。不久，战争开始，萨沙的父亲去了前线，姐姐刘霞和弟弟谢辽沙疏散到了后方。萨沙独自留了下来，她在工厂做工。阿列克塞在等待飞机修复的四天日子里，天天与萨沙沉浸在幸福的爱情中。阿列克塞重返前线后，传来了阵亡的噩耗。在悲痛中，萨沙艰难地独自抚养阿列克塞留给她的儿子叶果尔卡。
　　战后，萨沙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姐姐和弟弟回来了，姐姐还带来了一个极端自私的丈夫。意想不到的是：阿列克塞竟然回来了，但他的右脸颊上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痕。原来，阿列克塞在飞机被击落、自己昏迷不醒的状态下被敌人俘虏了。他回来后，被俘的这段历史受到了怀疑，他的党证和金星英雄奖章都被收回，并且不让他再当飞行员了。他成了工厂里的一名学徒工，痛苦得经常酗酒，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萨沙和他一起向党组织申诉，让上级相信他是忠诚清白的，但是都不起作用。直至斯大林去世，批判了“个人迷信”后，组织上才恢复了他的党籍，把金星英雄奖章还给了他，并让他重新驾机飞上了蓝天。
　　影片上映后，前苏联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从政治角度着眼，给予了影片高度的评价。在艺术质量方面，影片是“不均衡的”。例如，用“冰河解冻”的画面来隐喻“个人迷信”受到了批判，这种表现手法过于直线式，过于简单化，也过于陈旧了。而萨沙和其他妇女在车站上呼喊着想从疾驰而过的军用列车上见到有可能途经这里的亲人一面这场戏，处理得令人叫绝。
　　《晴朗的天空》与《第四十一》《士兵之歌》被称为“丘赫拉依三部曲”。可见，格・丘赫拉依为前苏联“新浪潮电影”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性与兽性
　　电影艺术大师谢尔盖・格拉西莫夫，是“新浪潮电影”的倡导者和积极支持者中的一名主力。60年代初，他发表了不少观点新颖的理论文章，有一篇文章专谈“人性与兽性”。格拉西莫夫认为：人身上有各种兽性，如勇敢、机智、凶残、善良、懦怯等都是不同的野兽的属性。法西斯分子的豺狼属性，而奉行“保命哲学”的小市民身上则有像兔子那样懦怯的兽性。格拉西莫夫呼吁人类要积极反对邪恶，反对各种兽性，要坚决和“人的兽性”进行不懈的斗争。1962年，他自编自导的影片《人与兽》，用以阐释上述理论。影片系与民主德国合拍。
　　故事发生在卫国战争结束10多年之后。列宁格勒的一个女医生安娜与18岁的女儿塔尼娅驾车前往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疗养院，安娜要到那里去任主治医师。途中，她们遇到了在1942年列宁格勒围困期间曾救援过安娜的一个熟人――当时的阿列克赛・巴甫洛夫中尉。正好阿列克赛要到塞瓦斯托波尔去找他哥哥，安娜邀请他搭她的车同行。
　　一路上，阿列克赛讲述了自己15年来的遭遇：1942年冬天他被德寇俘获，在集中营受尽了折磨。战争胜利后，他怕被俘的这段历史受到怀疑，没敢回国，被迫在异国他乡过上了流亡生活：在阿根廷当过筑路工，又在女庄园主家当过贴身佣人，后来又到东非、苏丹、加拿大做过苦工。
　　他曾给国内惟一的亲人――哥哥彼得发过几封信，但都没有回音。最近一封信总算联系上了，约好了日子在哥哥家附近的邮局见面。但到了约定时间，哥哥没有来。安娜医生的女儿塔尼娅独自前往阿列克赛的哥哥家，她见到了哥哥彼得的儿子――17岁的尤拉。塔尼娅让尤拉劝说他爸爸去与他叔叔见面。彼得终于瞒过妻子与弟弟见面了，两人都很尴尬，弟弟表示谅解哥哥的处境，兄弟俩没说上几句话就分开了。原来，阿列克赛过去给他哥哥的信都被嫂嫂烧掉了，嫂嫂说：彼得的档案中早已写明弟弟已牺牲，现在弟弟又出现，不好向组织上交代，而且彼得还会受到牵连。阿列克赛又搭乘安娜的车上路，没想到侄子尤拉在前面的路口等着他们，尤拉表示：不久之后，他会独自去找他们的。
　　影片要告诉人们：战后阿列克赛顾虑重重，不敢回国，是因为他身上有懦怯的兔子的兽性在作怪；他哥哥不敢与他相认，也是由于具有与他相同的兽性。见到了安娜母女俩，阿列克赛才重新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恢复了人的尊严，体验到了人的价值。
　　《人与兽》触及了一个敏感问题，即如何对待曾经被俘的同胞。当时还很少有文艺作品敢于正视这一问题，格拉西莫夫的这部创新之作是很有价值的。
　　
　　女性意识的苏醒
　　1967年，阿・阿斯柯尔道夫根据瓦・格洛斯曼的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城》改编并导演了影片《女政委》。
　　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年代，一支红军部队击溃了白匪军，来到南方边陲的小城镇别尔季切夫。女团政委瓦维洛娃戎马厮杀，执行军纪毫不留情，她曾把一个未经许可顺便回家住一夜的士兵叶海林当作逃兵处决了。目前，瓦维洛娃怀孕已临近分娩，团长决定把她安排到这个小镇的洋铁匠叶菲姆夫妇家去待产。
　　叶菲姆是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家里人口多，有老母及6个孩子。叶菲姆对于镇长把瓦维洛娃安置在他家不表欢迎。瓦维洛娃与这个信基督教的犹太家庭也格格不入。但叶菲姆的妻子、善良勤劳的玛丽娅对她的悉心关怀和照顾改变了她的看法。她以普通女人的眼光看到了这一家人的生活虽不富裕，但却温馨而和谐。瓦维洛娃分娩时，玛丽娅为她接生，并让她同意按基督教的仪式为孩子祝福。瓦维洛娃成了一个会哼摇篮曲的妈妈了。
　　团长来看她，通知她：白匪开始进攻，红军即将转移，但一个月后会回来。团长希望她和野战医院一起乘马车撤退，她没有表态。团长派人给她送来了一些食品，同意她留下。但当红军开始撤退时，瓦维洛娃心情矛盾地思考再三，哭泣着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把他留放在叶菲姆家的床上，大踏步地走出院子，去追赶离去不久的红军队伍了。
　　1967年，本片尚未完成就遭到了厄运：摄制组在乌克兰拍片，莫斯科多次来电报命令停拍，但摄制组还是把影片拍完了。审看样片时，影片遭到了禁映，拷贝被剪得支离破碎，一些素材也被焚毁。编导阿・阿斯柯尔道夫受到了迫害，他被扣上“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帽子，并以不适合从事电影工作为由把他从电影厂除了名，甚至还企图以挥霍资金的罪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1969年，阿・阿斯柯尔道夫被开除出党，并离开了电影界。他给党中央写信，提出申诉，1972年，他恢复了党籍，但仍被禁止从事电影工作。
　　1986年，前苏联所有遭禁映的影片都开禁了。于是，阿・阿斯柯尔道夫也想让他的影片《女政委》登上银幕，但本片已无完整的拷贝，后来在国家电影资料馆找到一个被偷偷保存下来的拷贝。阿・阿斯柯尔道夫花了半年时间修复了拷贝，《女政委》才于1987年正式上映。离开电影界达20年之久的阿斯柯尔道夫重新归队，本片是他从影以来惟一的作品。影片上映后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轰动效应，并应邀参加了西柏林、多伦多等10来个国际电影节。《女政委》获1987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并获1990年四项列宁奖金。
　　
　　青春与生命的付出
　　作家鲍・瓦西里耶夫于60年代发表了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小说发表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相继被改编成了话剧和歌剧。1972年，导演斯・罗斯托茨基又把它搬上了银幕，并由他和小说原作者鲍・瓦西里耶夫共同编剧。影片获1973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纪念奖、全苏电影节大奖；1975年又获列宁奖金。
　　故事情节是：1942年夏天，瓦斯柯夫准尉带领两个班的女高射机枪手驻扎在一个小车站旁的村子里。车站周围是战略要地，敌机经常来轰炸或骚扰。一天，班长丽达在邻近的树林里发现了空降的德寇。于是，瓦斯柯夫带领一支由丽达、冉妮娅、丽萨、迦尔卡、索妮娅等五个姑娘组成的小分队到林中去搜捕德寇。在与敌人交战中，姑娘们一个个都牺牲了。瓦斯柯夫满腔仇恨地直捣德寇在林中的扎营地，他缴了敌人的械，押着四个德国俘虏朝驻地走去……影片表达了鲜明的主题：战争本来不该是姑娘们的事，姑娘们应该和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是，可诅咒的法西斯逼着一些柔嫩的姑娘在战争中失去了青春和生命。
　　影片采用了鲜明对比的表现手法。导演用一组虚幻的彩色画面来表现女机枪手们曾经有过或可能会有的爱情和幸福，又用另一组严峻的黑白画面来表现女战士们现实的战斗生活。两组画面交替出现，既表现了女主人公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又歌颂了她们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谴责了战争与人类文明、个人幸福绝不相容。
　　影片的感人力量主要来自它的真实性。小说作者鲍・瓦西里耶夫、导演斯・罗斯托茨基、摄影师维・舒姆斯基都参加过卫国战争，他们对战争有真切的感受。1992年春罗斯托茨基到北京电影学院讲课时曾说：像他这样1922年出生的人，经历过这次战争的，只有百分之三的幸存者。他是这百分之三中的幸运儿，但他失去了一条腿，后来按上了假肢，战后才从事电影行业。
　　
　　在前苏联“新浪潮电影”中，一些卓有成就的电影大师，也积极投入到艺术创作中。曾拍摄过《列宁在十月》等名片的米・罗姆，不仅积极热情地支持“新浪潮电影”，他还发表了不少文章，从理论上阐释电影的内容与形式必须突破旧框框，必须创新。“新浪潮电影”的几个主力，如：格・丘赫拉依、安・塔尔柯夫斯基都是他的学生。1962年，米・罗姆还拍摄了一部创新之作《一年中的九天》，突破了以往的影片中表现科学实验往往都是以成功告终的框框，转而强调科学家在失败中不折不挠地进行科学探索，为造福人类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主题。本片获1962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大奖及1966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奖金。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合作拍摄过《保尔・柯察金》等影片的两位导演阿・阿洛夫和弗・纳鸟莫夫，于1961年拍摄了一部呼吁博爱与和平的影片《给初生者以和平》。该片讲述了在“二战”的最后一天，几个苏联士兵为了救助一位即将生产的德国孕妇流血牺牲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在观众中引起激烈的辩论。肯定的人赞赏苏联士兵能把德国法西斯和普通德国人民、尤其是妇女儿童区分开来，成功地反映了苏联军队富有温暖的人性、崇高的道德意识及坦率的胸怀。反对者则认为：影片表现出一种虚伪的宽恕一切的思想。1961年，该片在第2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新颖影片导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