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着名人的足迹前行_沿着大师的足迹前行

　　著名学者、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于7月11日凌晨4点30分,因病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93岁。在位于国家图书馆的任继愈悼念灵堂,13日上午9点多就已经有几十人在等候吊唁。灵堂内,中央领导人、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各地图书馆送来的花篮,摆满了左右两侧。在悼念的过程中,还不断有人在任先生遗像前献上寄托哀思的菊花。参加追悼活动的不少业界人士,不仅表达了对任继愈先生的追思之情,更是对任继愈先生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任老的遗体告别仪式于17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沿着先生的路走下去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藏学家、民族史学家王尧
　　
　　“**”期间,我去北大看望过任先生,那时候他家庭条件非常艰苦。地震后,把铺搭在桌子底下睡觉。可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想到,宗教工作应该有个新的局面。“**”结束以后,宗教所的工作恢复了,任公有相当高的预见性――宗教工作是和谐社会构成的基础,对民族团结起到重要作用。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搞西藏文化的研究,他让我来宗教所工作,研究藏传佛教。当时,“四人帮”对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进行极大的迫坏,百孔千疮,非常困难。他就指定我、郭朋先生和一个年轻的同志到西藏去考察,进行了一次藏传佛教现状的调查,到处走访了寺庙,了解古籍被破坏和现存的情况。另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是,在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牵头下,1979年中国宗教学会在云南昆明成立,奠定了我国宗教学研究的基础。随后,我们在西安又接待了日本的一个佛教文化代表团,任公叮嘱要好好接待,要使对方感觉到中国在经历过苦难以后,正在积极治疗伤痛,要加强与国外的宗教文化的交流,这反映出中国学者的精神面貌和信心。
　　任继愈和季羡林两位先生,是中国人传统道德的化身,自己不知道个人有什么要求,心里想的永远都是国家民族的利益。任公是我们的引导人、指路人,对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胸怀宽广,所见所闻所知,再没有第二人,他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为人上都是我们的楷模。任公非常谦虚谨慎,曾受到过毛主席的直接表扬,这是一个知识份子的最高荣誉。他从不宣扬,特别低调。我感觉两位老先生好像是约好了一起走似的,对于我们这些人都甩下不管了,让我们自己做事情。一方面感觉到很悲哀,但也表示他们对我们有充分的信任。我们毕竟是这两位先生培养的人,我们会一直沿着他们指引的路走下去。
　　
　　把任老的精神发扬下去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宁可
　　
　　前几日,我们先后过世了两位国宝级的学者: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这是一件十分悲痛的事情。我与任继愈先生可以说是老相识。早在1946年,当时任老就任北京大学的教授,我曾经听过他的讲座,当时我只有20岁左右,年少气盛,发表了一些不成熟的理论,而任老只是微微一笑,没有对我的言论作任何评价。后来再见到他之时,他说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坦言: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是非常好的。
　　在我的印象中,任继愈先生是一个有着进步思想的人。他曾经参加过一个进步社团,叫做“三立学会”,意思就是:立德、立功、立言。这是北京地下党组织的,发起人是一个中学教师,当时有很多的人参加,包括很多北大和其他大学的教授。任继愈先生总说,思想是决定人成长的最重要的标志,他也时刻严格要求自己的思想。他说做学问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学者,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其心,艰难挫折不能乱其气。他说的话总是很有分量、很认真、很有深度。
　　我虽然不是学哲学出身,但是对任继愈先生的学术成就还是略知一二的。上世纪60年代,《人民日报》连载了他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哲学史上的六七个问题,内容非常宽泛。在“**”过后,他参加了中国敦煌学会的工作,他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的事情,例如敦煌遗书整理等等,这也是我和他接触最频繁的时期。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哲学史》。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教育部和中宣部组织了一帮教师和学者,由任老组织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中国哲学史》我也参加了编写,跟他有很多接触。他那时候40岁出头,谦虚、谨慎,常常指导我们。他说:“我只说自己懂的话,自己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
　　我最后一次听任继愈先生讲话,是在中华大典上,他的讲话非常有深度,不是套话也不是官话。现在像他这样有成就的人已经很少了,失去任继愈先生对我们学界来说是非常痛惜的。任继愈先生走了,我们要永远怀念他、纪念他,把他的精神发扬下去,把他没有做完的事情继续认真地做下去!
　　
　　四肢犹温 一目未瞑 盖犹忍死待予也
　　任继愈的学生王敏若
　　
　　我在西南联大附中上二年级的时候,任老师教我们国文。他教书很耐心,当时我们对国文学习都非常喜欢,经常去请教他一些问题。当时,任老师的夫人在教我老伴儿唐绍明的国文课,我们都受到过他的教诲。听任老师的课为我的语文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也奠定了对学习语文的兴趣,我很幸运有这样的老师能教我们。后来一直与任老师保持着联系,“**”后在北京一直保持见面,经常去看望他,他也很高兴与我们聊起初中时代的情况。他也对这个时期的印象很深,当初我们班的同学他几乎都记得。我们班后来在北京的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定期聚会时他也会来参加。他对我们能在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感到非常高兴。
　　他学识渊博,我们非常敬佩他,一直以他为榜样,每次见到他都会觉得自己应该继续努力。今年6月我到上海去,7月听说任老师的身体不太好,由于一些事情我和老伴儿7月10日赶回北京特意去医院看望中学时代的老师。当时他已经昏迷,呼吸困难,我还摸了摸他的手。第二天一早就得知了任老师去世的消息,没想到会走得这么快。我很感谢任老师,他临终前还可以让我们见到他一面,好像在等我们。我想起清朝文人袁枚《祭妹文》中的一句话,以表达自己吊唁亡师的心情―――“四肢犹温,一目未瞑,盖犹忍死待予也。” 12782
　　
　　高尚思想与品德长留心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杨成凯
　　
　　任继愈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宗教史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对于任先生的逝世,我们大家都感到无比的悲痛。
　　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发展史》都是划时代的名著,几代学子正是在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先生对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形成体系,多有建树,这是众所周知的,先生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都是名作。
　　先生的学识渊博,于学无所不知,汪洋恣肆,无所不通,是难得一见的通才。后学浅薄如我者,本不该以蠡测海,但是不能不说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先生提出的“儒教是教”的观点,应该说从清以来有学者也有这种观点,但是没有像先生这样从理论高度作深入的分析,从哲学、宗教、社会学等许多方面作详细的探讨、论述,大声疾呼引起学界的注意,应该说是一项巨大的功绩,对我们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对研究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发了新的思考。第二件事是先生在古代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知道,上世纪80年代先生就主编出版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皇皇100多册,版本精良,编校精细,众口称赞。先生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对社会各界整理出版古代文献资料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像国家级项目《中华再造善本》中大部分底本都是来自国家图书馆的珍藏。这些几百年来世人难得一见的珍本古籍一旦公之于世,则造福社会,功德无量。
　　任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没有学者的架子。如今先生功德圆满,安然归去,对此我们大家都感到哀伤,但是任先生高尚的思想和品德永远留在我们心底,永远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接班人继续奋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研究中心顾问乐峰
　　
　　任老一生关注国家大事,关注中国的学术研究,孜孜不倦地专注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中国儒教史等中国传统文化,他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其研究中,对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大藏经》上编共107卷,在他的主持编写下,已经全部出版。其续编有150余卷,正在编写中。遗憾的是他走了,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他在临终前还念念不忘此事。
　　我与任老从1953年共事至今,将近60载。他为人谦虚谨慎,对学生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我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的同事。他在北大讲学时的课我听过,从中获益很多。“**”后,世界宗教研究所恢复工作,当时我的研究方向尚未确定。我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请任老帮助我确定方向,确定了研究***。在任老的指导下,我工作的十几年算是有一点成就,出版了5本图书,书里有任老的题词和前言。他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没有他的指导,我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成就。
　　去年5月份,任老住院的时候,我去看过他。那时候他还能和我交流想法,可以谈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康复后,他继续工作,我曾经劝他,年纪大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工作,要好好休息休息。任老说,没有办法,在家也休息不好,经常接到请教学术问题的电话。后来他一直坚持每周来研究所上两次班。这种精神太可贵了,我们应该向他学习。虽然现在他已经走了,但是他的事业会由接班人继续奋斗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