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迷上了世界语_世界语

　　我和世界语结交，完全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　　那是1978年，我还在部队股役。刚满20岁，精力上下班盛，总幻想着让平淡的生活发出些光彩来。有一天，闲得无聊，我和几个战士为一个汉字简化得是否合理争论起来，难分高下。我为了逞能，投书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没想到，我居然收到著名学者叶君健先生的回信。他劝我们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争执上，最好趁年轻多学点东西。随信给我们寄来了一份世界语教材和一盘录音带。
　　我被深深感动了。像叶老这样的知名学者，竟能如此关心远在千里之外的小战士们。可是世界语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到处求教，才得知了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创造世界语的故事。柴门霍夫的初衷强烈地吸引了我。将来若能消除语言障碍，各国人民自如地表达思想，增进了解，促进文化、科学、经济的交流，这该有多么好呵。
　　我开始自学世界语。每天操练之余，我就捧着叶老赠送的教材，跟着录音机一句一句念。有人很不理解我的举动，挖苦说：“中国话都讲不利落，学什么世界语。”“赵承华父母都是工人，识不了几个字，他能搞出什么名堂，真不知天高地厚。”
　　我偏不信邪。我觉得，假如没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今天的世界说不定还处于愚昧状态呢。父母没文化，儿子为什么就不能学世界语？
　　1979年，我复员回到沈阳。我国世界语学者方善境先生给我来了一封信。他说，中国学习世界语的人太少了。你回沈阳之后，若能将更多的人组织起来学世界语，对于推动东北地区的世界语运动能起相当作用。我有些犹豫。我只有20多岁，世界语只学了一年，无钱无权，却要组织开展学习世界语的活动，谈何容易？
　　也许是我身上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劲头起了作用。回到沈阳，工作关系还没有办，便去拜访沈阳师范学院的张家声老师。年逾古稀的张老师搞了半辈子世界语，屡遭挫折，早已心灰意冷。我三番五次登门请他出山，恳切陈词，他终于答应我的请求，担任沈阳第一个世界语学习班的老师。
　　没有资金，没有校舍，也不知能否招到学员。但我相信，心诚则灵。没钱登广告，我自己掏钱买了一台油印机和蜡纸，自己刻钢板，上大街贴招生广告。隆冬的沈阳，白天最高气温也经常是零下十几度，浆糊刚刷上就结冰，我只有拼命快贴。每逢有人围上来的时候，我就成了演说家，动员人们报名。沈阳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我的招生广告。功夫不负有心人，学习班竟然第一次招收了80多人！
　　学员有了，可没有教室，又没钱租。这时一个少年之家伸出了援助之手，把一间堆杂物的房子免费借给我们用。这样，我们总算举行了“开学典礼”。没有教材，我就把自己积累的材料编成课本，每天上课前发一章讲义给学员。
　　在开办这期学习班的时候，我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当钳工。白天上班，晚上讲课，刻讲义，改作业，回答学员的问题。因为睡得太晚，免不了有时上班迟到，每月38元的工资，常常被扣得只剩几块钱。我真的有些动摇了。我想，我图什么，为什么要遭这分罪啊。算了，老老实实当一个工人，舒舒服服过日子得了。可是，看到学员们认真学习世界语的情形，我又觉得撒手而去，对不起他们。人，不能总是贪图安逸，总盯着自己鼻尖底下那点东西呵。
　　为了在沈阳成立地区性的世界语协会，我利用业余时间奔走游说。1981年1月，天气特别冷。当我在风雪中来到一家家单位，冻得像根冰棍，仍然哆哆嗦嗦恳求支持时，我的“哀而动人”终于使领导和有关人士为我开了绿灯。当月，辽宁省世界语协会成立，我担任副组长。
　　我并没有满足，而是“得陇望蜀”，四处出击。1981年3月，我到鞍山帮助建立了鞍山的第一个世界语小组。后来，到大连海运学院，向大学生宣传世界语，得到热烈响应。我又风尘仆仆赶到辽阳，办起了世界语学习班。我还去过营口、抚顺、本溪……我的足迹几乎遍及辽宁全省。每到一处，我便点燃那里学习世界语的火种。1985年，我被推选为辽宁省世界语协会常务理事。为了推广世界语，我四处借债，不惜倾家荡产，别人都说我“疯了”。可是没有这个“疯劲”，怎么能换来在辽宁省推广世界语的累累硕果呢？
　　1985年，我又闯到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和省电视台，想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普及推广世界语。电台电视台欣然答应。于是，世界语讲座在沈阳开播了。电视讲座第一期报名的就有8500人，我主讲的我国第一部世界语《未来之声》录相片出版发行了，首次发行的2万套录相带被抢购一空，日本、法国等国的世界语协会也相继购买。1985年，世界最权威的国际世界语协会机关刊《世界语》杂志对沈阳的世界语活动进行了专题报道。1989年，我受日本札幌市世界语协会的邀请，到东京、札幌等地演讲，并将在今年赴哈瓦那参加国际世界语学术会议。
　　人家都说我成功了。我想，没有叶君健、方善境等老前辈的引导，没有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的热心帮助，我一个微不足道的普通青年，就是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鲁迅说过，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按照这个标准，我可够不上一个猛士。因为我常常犹豫，彷徨，自己可怜自己。有时夜深人静，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委屈，最早和我一起学习世界语的人，有的做官去了，有的去做生意，只剩我苦苦撑持着。这些年辛苦奔波，我得到什么了？家中除了一个长城牌单门冰箱和一台黑白电视机，一堆世界语教材，剩下的只有患病老母和妻子不止的埋怨。很多人不相信我是个穷鬼，说你又搞广播教学，又办培训班，准挣了大钱。我唯有苦笑。确实，我在电视台录相，两个月挣了几百块稿费，可这连还债都不够啊。我要是为了挣钱，说什么也不痴心去搞什么世界语。可是，我的一片苦心，人们为什么不理解？
　　对我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家庭的破裂。1984年，我和夜大的一位女同学结成伉俪，风雨漂泊的小船总算有了停靠的码头。起初，我们的生活是和谐的，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由于我整天忙于推广世界语活动，却没有发现我和妻子的裂痕越来越大。那一天，电视台正在为我录相。为了取东西，我带着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回到自己家。打开家门，我和电视台的同志都怔住了：妻子衣着不整，一个陌生的男子几乎一丝不挂，神色慌张站在那里。我默默走开，让那位男子穿上衣服，夺路而走。妻子开始啜泣。我强忍住悲愤，上去安慰她。我想，妻子之所以做出今天的事，是我的不对呵。我很少照顾家，很少给妻子温存。我该怎样挽回这一切呢？
　　无可挽回了。妻子坚决要求离婚。再三恳求也无济于事。我终于拿起那支沉重的笔，在她早已写好的离婚书上签了字。妻子走了，那个可爱的小女儿也走了。我一个人高马大的汉子，一连好几天以泪洗面。别人嘲笑我是“人财两空”，难道这就是命运对我的惩罚？
　　我又一次想，我是不是该抽身而退。我反复地问自己，我选择的道路是不是错了。思考再三，我认为尽管我有种种失误，但我的道路没有走错。一个青年，想以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无可指责。假如仅仅从个人得失的标准来衡量我所从事的事业，我可能错了，很蠢，很迂。可是，一个凡事考虑个人得失的人，国家和社会对他能指望什么呢？
　　我又一次战胜了自身的怯懦和动摇。也许，所谓人生就是与自己的怯懦、动摇做无休止斗争的过程。斗争获胜之后，我又以更大的干劲投入世界语运动中。我正在实施一个新的计划：和日本等国的世界语研究单位联合在中国举办世界语旅游，吸引世界各地的世界语爱好者饱览中国的大好河山。
　　我热爱意义深远的世界语事业。我不想于其中捞取什么，唯勤奋献身，“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最欣赏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人生为一大事而来，做一大事而去。”我们这些风华正茂又赶上好时代的人，有什么理由不去做一点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呢？
　　（李在昌 何君倬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