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问题还是要又红又专】 又红又专是什么梗

　　我是党领导的科学战线上的一名小兵，从大学毕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我认为，我们年青一代要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必须摆脱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影响，自觉地接受党的教育，不断地改造思想。否则，就是再想“成器”，也成不了器的。
　　有些青年常常把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作为学习的榜样，认为只要像他们那样脱离政治，埋头业务，经过个人奋斗就可以成名成家。这实际上是走只专不红的道路。《让青春放出光辉！》这篇文章的问题，也就在于没有强调又红又专的方向，没有指出首先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首先要思想革命化的重要意义，而列举了许多旧时代的资产阶级科学家、文学家的成就，作为鼓励青年早日“成器”的例子，这就不能不使这些青年模糊对又红又专、以红为主的认识，给他们以消极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要有个正确的看法。
　　我们不否认历史上的名人在文化科学发展中所起的一定作用。但是对这些人必须要用阶级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和批判。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哥白尼、开卜勒、伽里略、笛卡儿、培根……等人，代表了当时的革命阶级——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符合了当时欧洲生产发展的需要，从而开创了近代的自然科学。但是，他们的时代、所属的阶级，也造成了许多局限性。就拿几位名人来说吧，牛顿晚年时，埋头于解释《圣经》《约翰启示录》，用“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作为他的太阳系学说的组成部分；难道这仅仅是由于他“年老糊涂”，而不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不是由于阶级偏见吗？莱布尼芘的反动的“单子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的宗教狂心理，也正是在他们二十几岁时“创造”出来的。这些都是由于他们所处的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所造成的。同样，从杜林、马赫，直到现代一系列资产阶级科学家的反动观点，也都是由于他们的根本立场的错误。
　　按理，这些历史事实，应该使我们懂得，先进的世界观对于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多么重要，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对于理论研究是多么重要。但是，如果不运用阶级分析的武器，不谈时代的革命要求，把着眼点仅仅放在“第一本诗集”、“第一部名著”上面，认为只有这才是“青春的光辉”，那么，这和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有什么不同呢？丁玲的法宝是：“你出了一本书，就谁也打不倒”。从这样的立足点出发，她的确曾经“勤勉”地写过不少书。什么书呢？第一本是《梦珂》，接着是《莎菲女士的日记》之类宣扬“个性自由”、“人情味”的文学垃圾，直到阴暗、污秽、歇斯底里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以及一系列向党猖狂进攻的奇文。
　　在青年中，像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刘绍棠、林希翎那样，固然在“十几岁，二十几岁”时写出了“一鸣惊人”的作品、文章，但他们却以此为资本，向党伸手，向社会主义进攻。他们成的是什么“器”！
　　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今天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里，在资产阶级激烈地争夺青年的形势下，如果我们青年不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成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之器，便会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接班人之器。这样的人，即使再勤勉，业务再好，对人民也是没有益处的。
　　在我周围的青年科学技术人员中，就有这样的人。他在外表上也不能算不“勤勉”，但是，心里总打着个人的小算盘，只想着自己出人头地，“论文一
　　出，名响全国”。他在工作上挑肥拣瘦。不出名的事情，他不干；“平凡”的、重复性的实验工作，他不干；报酬条件不合胃口的任务，他不干。他的原则是 “唯名是贪”，至于这些工作是否为党的事业、为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事业所需要，他根本不去想。心里怀着不可告人的个人名利的鬼胎，向往的是名誉、地位，吃好、穿好、住好的特殊待遇，他的“聪明才智”都耗费在这些上面，又怎么能集中精力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搞好科学研究工作呢？甚至还有个别人为了个人名扬四海，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这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思想吗？
　　我们革命知识青年学习和精通一切科学技术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能是为个人服务，也不能搞什么“公私合营”，所谓既为个人，又为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任何怀着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人，他们总是贪得无厌，向党向人民伸手，而当他们这种私欲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在政治上逐步背离人民，尽管他们平常口头上挂着怎样漂亮的“为人民做出贡献”呀之类的言词，他们终久在政治上要堕落成反对人民利益的资产阶级应声虫。
　　评论文章所指出的方向不正是引导青年向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发展吗？现在，资产阶级看到，他们若要再做资本家，开工厂，办公司，那是极不容易的了。但是，在意识形态上，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文化的某些角落还有着他们的市场。因而他们就利用自己在这方面还保留着的一定的影响和资本，来腐蚀争夺青年，而这种腐蚀和争夺，又经常是裹着一层糖衣、打着漂亮的招牌向我们贩卖的。这是很值得我们青年警惕的。
　　我们的革命事业需要一支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这支队伍的人数将以千万计，人少了是不行的。他们不仅要用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有全心全意为绝大多数革命人民服务的红心，而且要掌握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不仅精通理论，而且善于实践；不仅能从事脑力劳动，而且能从事体力劳动。这是无产阶级的一代新人，绝不是历史上那些资产阶级的“名人”所能比拟的。我认为，我们青年人要成的正是这样的器，而绝不是成资产阶级科学家、文学家之器。把资产阶级科学家、文学家的大名，作为向往的对象，不是别的，正是“庸俗和琐屑的个人欲念的纠缠”。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习惯的观点”，正是“足以妨碍新人物成长的因素”。在这方面，我自己就有亲身的体会。
　　我是工人子弟。解放那年我才七岁。党把我们从苦海中救了出来，使我进了学校，带上了红领巾。但我却认为自己出身好，是五星红旗下长大的，接触的亲友大都是党团员、革命干部，好像在我身上不可能有什么“剥削阶级思想”，我无须“改造”，只要“深造”便行了。
　　我从小热爱数学，有一阵子几乎成天钻在数学里，攻难题。这时，某些资产阶级思想浓厚的教师，经常向我宣扬西方数学家的大名。高斯如何神乎其神，黎曼怎样不可一世，等等。这样，名利思想逐渐影响了我幼稚的心灵。在数学竞赛中得了奖，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有人夸奖我是“神童”，我也认为是有点“了不起”了。
　　我产生了这样的特殊感，使革命长辈很不安，他们曾多次告诫过我“千万不要走入骄傲自满的死胡同里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有些不对了，但到底错在哪里？自己并不清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给我敲起了警钟，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给我指明了方向。我才严肃地思考“什么样才叫做成器？”后来，在大学期间，我到工厂参加了将近一年的劳动，亲眼看到工人阶级在完成国家任务的时候，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报酬的优秀品质；亲眼看到了工人阶级把文化科学的革命当作集体的事业。从前资产阶级学者一直把“知识”和资本一样当作私有财产，而我只有在工厂劳动时才看清了，自己实际上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我是工人子弟，但是学了文化以后，怎么就和工人阶级想的不一样了呢？怎么就能自以为“高人一等”呢？不对，我千万不能忘本。
　　我深深体会到，我自己就是在党、团组织和革命长辈的关怀下，避免了误入歧途，走上了又红又专道路的。革命长辈“据以进行判断的”经验和“习惯的观点”，正是又红又专的原则，正是毛泽东思想，绝不是像《让青春放出光辉！》一文所说的那样，“成年人既不需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加以干涉，也不需要普遍推广他们的经验……”请问，难道又红又专的经验“不需要普遍推广”吗？难道毛泽东思想也“不需要普遍推广”吗？照我自己的切身体会，如果没有党和革命长辈的关怀培养（或者说“干涉”），那我们一代青年人就无法接好革命的班。
　　在我们的时代，被资产阶级世界观所腐蚀的“青春”是苍白而且暗淡的，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青春才能放出万丈光芒，永远火花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