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志的编辑思想及其意义]杂志社编辑工资高吗

　　【摘要】从1995年《读书》杂志更换主编开始，这份以思想和评论见长的杂志开始走向学术化，1979～1995年的16年，是《读书》杂志的光辉岁月。本文以《读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陈原先生和曾担任11年主编的沈昌文先生的编辑思想为主线，试探析此时期《读书》杂志的编辑思想，以期对当下杂志编辑的工作提供借鉴意义。
　　【关键词】《读书》；编辑思想；指导意义
　　从1995年《读书》杂志更换主编开始，这份以思想和评论见长的杂志开始走向学术化，原来既有思想又好看易读的杂志，渐渐远离普通读者。从1979年到1995年的16年，是《读书》杂志的光辉岁月，先后发表了《读书无禁区》、《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百无一用是书生》、《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等大量在读书界和社会中产生广泛影响的文章，这个时期也是《读书》杂志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其成功的方法和编辑思想对我国杂志编辑工作非常重要。本文以《读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陈原和曾担任11年主编的沈昌文的编辑思想为主线，试着探索此时期《读书》杂志的编辑之道。
　　“三无”办刊，“兼收并蓄”
　　新闻出版工作者多是知识分子，很多是某方面的专家，扎实的专业知识对新闻出版工作确实大有裨益，近些年更是提倡“专家型记者编辑”，看上去与多年来倡导的“杂家”理念相矛盾。1995年前的《读书》杂志，并不提倡“专家型编辑”，而是追求编辑的“无为—无我—无能”。[1]37
　　如何理解“无为—无我—无能”？作家王蒙对此有专门的解释：“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即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2]
　　实际上，“三无”编辑思想的出现在当时有点出于无奈。除了主帅陈翰伯、陈原等人学识高之外，《读书》杂志的5位编辑，4位是高中生，另一位也只是上过工农兵大学，而他们要办的是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仅凭他们自身的学养和专业知识很难做到既有思想又有文化，不得不虚心求教，依靠作者。而这种理念，刚好与杂志的读者定位相契合——“她的读者对象……就是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3]
　　当这个“三无”渐渐成为《读书》的办刊思想时，它带来了出乎意料的效果，因为所发表的文章不是高深的学术文章，而是思想文化评论，有一定知识文化的人都能读懂，刊物渐渐成为一个思想启蒙的园地，成为知识分子爱读的杂志，发行量达10万份。
　　正因为“三无”，才有了“兼收并蓄”。文章涉及面非常广，作者不问出身，即使被称为“自由主义刊物”，却仍然发表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文章。不过，“兼收并蓄”也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鼓励新见，更要发掘新见”，因为“《读书》不是学术性杂志，文章可读与否，是它的生命线”。[4]20
　　举办《读书》服务日，和作者“谈情说爱”
　　1995年以前，《读书》杂志的主编都非常认同邹韬奋服务读者的思想，提倡“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主张，坚持编者和读者、作者地位平等。“我们同读者是平等的，没权利教训读者‘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①因此，范用和沈昌文等人开始推出“《读书》服务日”活动，“每月至少一次，租个咖啡馆，摆上十来张桌子，请我们的作者、读者随意坐下，随便喝咖啡聊天。我和几位同事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4]20但“《读书》服务日”不是为读者服务的，而是与作者见面交流，目的是联络感情，寻找选题。“编辑部的同志在‘服务日’这一天得以同自己的作者有一个晤面、交谈的机会，并且可以就已出新书交换看法。不少篇书评文章就这样产生出来了。”[1]35沈昌文说，“‘服务日’过后，够编辑部消化好长一个时候。大家兜情况，想选题，深入组稿，所有这些这时都有了动力。”
　　重视作者的发掘和培养是《读书》的传统，也是其成功的法宝之一。除了这种服务日的方式外，编辑部还主动出击，各显神通，如冯亦代任副主编时，将钱钟书、金克木等人拉入《读书》的作者队伍，还请到了海外著名学者，如董鼎山、韩素音，使得读者能及时了解海外的新思潮。像王蒙、朱学勤、陈平原、樊纲、汪晖等也成为它的主力作者，写了许多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
　　沈昌文将编辑与作者的这种关系比喻为“谈情说爱”，“办法是同各色各样的作者、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目的是从他们那里汲取知识资源……它帮助我们一些小人物把这么一个刊物坚持下来”，“为读者提供最佳产品”。[1]50“20世纪80年代后，还是陈原这些老先生，言传身教，要我们真正把作家当做‘衣食父母’。可以说，《读书》之所以办得出色，受此论之惠多矣！”[5]90
　　不过，与作者“谈情说爱”不能只靠取悦，“还要让他们感觉你能读懂他们……做编辑既要注意上面的导向，还要了解作者，了解他们的思想”。[5]90“做编辑其实就像做一个家庭主妇，看起来在家中是个弱者，实际上却起导向作用，不能让作者为所欲为，要相当巧妙、相当有主见，不能让丈夫有外遇，也不能让稿子流出去。”[6]比如，学者金克木在“*****”时饱受批判，但他是个非常有才华、非常傲气的人。沈昌文去拜见他，向他约稿。当时他带了几本新书去，聊天中，他假装无意地说了一句金克木的诗（其实是昨晚他才读到背下来的），金克木一听非常高兴，结果聊到最后他要走了，金克木送他到门口，手扶在门框上就是不肯松开，跟他就那样在门口又聊了15分钟。后来金克木给《读书》投稿的时候，一投就投5篇，说另外4篇是附上的，随便怎么处理。
　　除了重视和作者“谈情说爱”外，《读书》还重视做好读者服务。比如，长期在杂志上推荐好书新书，从1986年起，又开始为读者代购图书，免去了读者找书的麻烦。
　　“积极把关”，“解放编辑”
　　编辑不管是从事何种新闻出版工作，其角色首先是“把关人”，要保证不出政治错误、导向错误、文字错误等。但《读书》不提倡“死把关”，特别是不能把一篇有好料的文章“把”死掉了，要尽可能地让它活过来。“把关”有许多种……我们所记得的，往往只有两条：积极地把关和消极地把关。”[1]277所谓“积极把关”，就是认真对待作者的文章，发现文章精彩的部分就与作者多沟通，提出修改建议，而不是直接“毙掉”。而消极的把关，则是为了办刊安全等原因直接弃之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