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研院:那些人,那些事】那些人那些事

　　在作家岱峻看来，衣冠之谓，亦代指文明。明末清初的王船山曾言：“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矣！”在这位与顾炎武、黄羲之齐名的思想家看来，亡国，若文明一并痛失，则有可能成为民族永远背负的耻辱。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民国历时甚短，仅三十八年，极盛期即战前的“黄金十年”。成立于1928年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无愧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1948年4月1日，中研院在经过评议员几轮投票，选出了中研院首届八十一位院士。有人这样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中央研究院设有十个研究所。其中，抗战期间人文研究机构大多迁在李庄，长达六年。“如果说《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是各有侧重的群雕，眼下这本书则是一座座独雕；如果说《李济传》是全传，是整本戏，这本书里的十二篇文章则像短篇小说写人记事的‘横切面’，是十二曲折子戏。”在《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一书的前言中，通过比较前几部著作，岱峻如此自评。
　　岱峻坦言，尽管还是以抗战后中央研究院南迁北还的故事为重点，这部新作在叙述人与物相对完整的同时，着重选取那些不为人知的材料，希冀梳理出蕴含其中的玄机。实际上，通过岱峻的爬梳探访，傅斯年、李济、胡适、董作宾、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游寿、曾昭燏等人昔日生活跃然纸上，而他们的命运波折亦流淌在读者心田。
　　“大佬”傅斯年的两面
　　提到民国时期的中研院，如果说有一个人难以逾越，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傅斯年。毫无疑问，先后出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中研院总干事的傅斯年，威猛性格有“大炮”的一面，这在书中至少可找到两个例证：
　　一是程沧波写道：“有一次在参政会开会之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件。”那位大员即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自1938年3月开始上书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院长“作来一切若不相似”。此后数年，傅斯年亦多次致函蒋介石，揭发孔祥熙的贪腐问题。
　　二是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赴台湾大学就校长职，仍兼任史语所所长。不久台湾发生学生运动，当局打死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十分愤慨，亲自找国民党情治部门交涉，甚至直达最高当局，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本校长批准。
　　当时，国民党政府丢失大陆，退守孤岛，风声鹤唳，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也要求台大学师生办这种手续。傅斯年挺杖而出：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他可以个人作保。若有问题，愿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破例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后有人在台北《民族报》发表《寄傅斯年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论反共教育与自由主义》，指控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后，将自由主义作风带到台湾来，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党分子和亲共分子，“以致学校成为政治上的特区，院系成为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赤焰相当高涨”。傅斯年发表了《傅斯年校长的声明》和《傅斯年校长再声明》，他写道：“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
　　“傅斯年五十五岁弃世，誉满天下，谤也随之。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对生者的不幸。伤痛最深，哀莫大矣，莫过家人。”正是如此，岱峻更关注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公众视野之外的那个“傅大炮”，从傅斯年对下属、对乡民，尤其是对家人是何种态度入手。他发现傅斯年，“在豪放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柔韧的心，有着近乎赤子般的童真”。
　　1934年夏天，三十八岁的傅斯年挣脱藩篱之后，新筑了爱巢—同祖父安排的丁馥翠离婚，与同窗好友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结婚。1935年，俞大彩产下一子，按傅家班辈排，“斯”以下应为“乐”字辈，傅斯年却为儿子取名“仁轨”。对此，罗家伦解释，“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联想到1895年以后中日两国的现实，傅斯年借古喻今，祈愿国运的心迹不言自明。
　　拼命写文章多赚稿费
　　傅斯年夫妻之间的感情，俞大彩有过一段这样的回忆：“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亲（注：来到养病的重庆歌乐山），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米半缸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部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借钱。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
　　对其母亲，岱峻书中亦记载了一件趣事。1934年傅斯年于北平安好新家，立即从济南接来母亲一同居住。傅母姓李，有蒙古人血统。他奉养母亲十分周到。俞大彩写道：“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而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大嗓门直肠子的傅斯年，也有心细如发的时候。岱峻就注意到弟子任继愈写过的一件小事：“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遇到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经过看到了，对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边说还边作揖。”
　　另外，敢在“委员长”面前跷二郎腿的傅斯年，在乡下却十分谦抑。板栗坳到李庄镇有七八里之遥，且要上下一道陡坡，地方曾多次提议修一条公路。1944年6月16日，傅斯年写信告诫李庄区区长张官周：“前李仲阳县长在任时，曾闻其有修筑由李庄镇直达板栗坳公路之议，日前始悉此路业已动工，并闻其占用民田甚多，倘此路专为本所而修，则本所既无此提议，更无此需要，何妨还田归民，就此终止，敬希将此意转达地方经画此事诸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