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 [藤田丰八——清末西方农学引进的先行者]

　　摘 要：1897年上海农学会报馆负责人罗振玉聘请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为专职翻译，其缘由在于“以农立国”的办报宗旨使然，基于日文中译为传播西方农学捷径的考虑，鉴于国内日文翻译的乏人以及藤田丰八相当具备译员的条件和要求等。藤田为《农学报》和《农学丛书》翻译了大量西方农学著述，其译稿内容具有明显的广泛性、时代性和实用性。他是将西方农学引进和推广到中国的先行者，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日语翻译和近代农业学术人才，并为近代日本农业学者到中国从事农业推广起到了示范作用。
　　关键词：藤田丰八； 农学报； 农学丛书； 农学引进
　　中图分类号：K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8-0142-08
　　清末由上海农学会编辑出版的《农学报》①和《农学丛书》②，是近代中国创刊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农学专业书刊，目前学界对此及其主要创办人员罗振玉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于翻译人员个中贡献的研究则甚为薄弱，其中尤以专职翻译藤田丰八的研究更感欠缺。究其原因，恐与资料严重短缺有关，故诸如藤田丰八被聘用的缘由、其农学译文的内容与特色，及其在西方农学引进中的贡献等问题便难以解决。尽管目前史料依然不足，予以系统而深入研究的条件仍不大成熟，但通过某些蛛丝马迹，笔者仍尝试了解其概貌，以此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藤田丰八受聘上海农学会报馆的缘由
　　藤田丰八(1869—1929 )，号剑峰，日本德岛人。著名汉学家、文学家与史学家。1895年东京大学文科汉语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执教，讲授中国文学史。1896年创办东亚学院，同时创刊《江湖文学》。翌年发行《支那文学史》、《先秦文学》，后著有《支那文学大纲》。1897年接受罗振玉邀请到中国上海，在农学会的农学报馆负责农学著作的汉译工作，并被聘为农学会创办的“东文学社”日文总教习。1904年又受聘于江苏师范学堂总教习。1908年再受聘于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教习。1913—1916年间潜心史学研究，著有《西域研究》、《西北古地研究》、《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价值规律丛考》等。1918年在广州创办《岭南新报》。1919年回国，次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讲东西海上交通史及西域史。1926年任东京大学教授，主讲东洋文学。1928年赴台湾任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部长，教授东洋史并专攻东西交通史。1929年病逝。
　　作为上海农学会的负责人罗振玉，何以聘请藤田丰八为农学报馆的专职翻译？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首先，“以农立国”的办报宗旨使然。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西方农学新知东渐的催生和多年来中外商战效果的感悟，一大批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单纯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决不能救亡图存，开始主张振兴实业，发展经济。而“万事之源皆出于土”，“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注：朱寿朋纂：《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759页。 ]。 罗振玉即是其中“兴农”呼声最高的一位。1896年，他和徐树兰、蒋黼、朱祖容等人在上海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农学研究团体——上海农学会，其开展的主要活动表现为编印农学刊物，翻译外国农书。翌年5月25日，罗振玉等创办了《农学报》报刊；1898年5月2—21日，又将《农学报》附印的译文汇编为《农学丛书》开始出版[注：李永芳：《近代开农学研究风气之先的学术团体》，《读书》2009年第8期。]。罗振玉等申言：“农学为富国之本，中土农学，不讲已久，近上海同志诸君，创设农学会，拟复古意，采用西法，兴天地自然之利，植国家富强之原。”表示要“广树艺，兴畜牧，究新法，濬利源”[注：《务农会章程》，《知新报》第13册。]。这种“以农立国”办刊宗旨在罗的自传《集寥编》中亦有明确表述:“念农为邦本，古人不仕则农，于是有学稼之志，既服习《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书，又读欧人农书译本，谓新法可增收获，恨其言不详，乃与亡友蒋君伯斧协商，于上海创办学农社，购欧美日本农书移译，以资考究。时家事粗安，乃请于先姚，以丙申春至上海设报馆，聘译人译农书及杂志，由伯斧庶务，予任笔削。”[注：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五编卷一，文华出版公司1968-1976年版，第9页。]正是基于这种办刊宗旨，配备英文、日文等相关翻译人员便成为必需和必然，农学报馆特聘“日文翻译为日本人藤田丰八，英文翻译似未聘得专人”[注：章楷：《务农会、〈农学报〉、〈农学丛书〉及其罗振玉其人》，《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
　　其次，基于日文中译为传播西方农学捷径的考虑。甲午战后，中国知识界关注到一个新的问题，即认为战前所译西学书籍大多是不切合时务的图书，利用西书中译传播西方科技并没有使清政府走上“中兴”之路。要救亡图存，实现国强民富，就必须选择符合国情需要的新式西学加以汲取，即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走向新兴强国的成功经验，提倡日文中译，确立一种由日本转贩西学的新模式。这种认识在康有为论述上海制造局及天津、福建、广州所译西书时尤为典型：“其途至难，成书至少：既无通学以主持之，皆译农、工、兵至旧非要之书，不足以发人士之通识也。徒费岁月，糜巨款而已。” 康有为指出，日本原本亦为一闭关锁国之国，之所以能够在甲午战争中取胜，就在于“早译其书而善其治，是以有今日之强。吾今自救之图岂有异术哉，亦函变法，函派游学，以学欧美之政治、工艺、文学、知识，大译其书以善其治，则以吾国之大，人民之多，其易致治，强可速倍过于日本也”。康有为认为，取经东洋、转贩西学，不仅具有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之邻邦的便利地理条件和频繁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而且在语言上同文同种，“日本之书，为我文字者十之八”[注：康有为：《广译日本书设立京师译书局摺》，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8-49页。]。同时，梁启超也认为:“学习日本文，数月可以小成。”至于西学之精华，“其要者日本皆有译本，通日文即可博览西文书籍”[注：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载《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3页。]。这时，就连张之洞也在其《劝学篇》中呼吁:“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故“译西书不如译东书”[注：张之洞：《劝学篇?广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甚至当时受聘于湖北农务学堂的美国学者格罗D?贝利尔在1899年的一封信中还讲到：中国从近邻日本聘请教师比从欧美聘请费用较低，“日本人愿意拿我们1/3的工资”[注：［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