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云楼”藏书与一个家族的命运沉浮|过云楼藏书

　　苏州顾氏家族将藏书楼命名为“过云”，取过眼云烟的意思。盛时，过云楼收藏书画上千幅，同时集藏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本、明清精刻本、碑帖印谱800余种。世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之称。在过去的150年间，顾氏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沉浮始终与家族私藏的聚散紧紧地绑在一起。
　　“士可杀不可辱，我去了。”顾公硕看着顾氏家族几代人历经战火保存下来的古籍善本被造反派抄走，留下这样的字条投河自尽。半个世纪后，顾氏家族过云楼的藏书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005年，过云楼藏书的四分之一以2300万元的价格由中国嘉德拍卖，创造了当时古籍拍卖市场的价格纪录。七年后，这批善本再次出现在2012年北京匡时春拍上，以1.8亿元的底价等着它们的新主人。据悉，竞拍此拍品需缴纳5000万元保证金，或创拍卖历史上最高保证金纪录。世代私藏
　　顾氏家族的过云楼地处苏州，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其第一代主人顾文彬(1811-1889年)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浙江宁绍台道。顾文彬晚年购得古春申君庙址、明尚书吴宽复园故址等明清建筑，命子顾承主持营造，命名为过云楼，意取苏东坡言“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时值乱世之际，江南的私人珍藏都急于转手，顾文彬收购了大量的珍贵字画，奠定了过云楼藏品的基础。顾文彬精鉴赏，富收藏，一生殚精竭虑，多方搜求，积累书画墨迹达到数百件之多，自晋唐至明清，其中有不少为传世名迹。
　　顾文彬之后，到了顾麒士(1865-1930年)一代。顾麒士精通书法绘画，尤其所作山水画清逸蕴藉，名重于世。他广取博采，将过云楼书画收藏充盈至千余幅之巨。至第三代传人顾鹤逸，过云楼被发扬光大。民国期间，顾鹤逸的好友，著名的目录、版本学大师傅增湘要求借阅过云楼藏书，顾鹤逸碍于情面不得不答应。傅增湘每日观书数种，晚上回去后凭记忆写下书目，编纂成《顾鹤逸藏书目》，在北大刊物上发表，顾家过云楼藏书的胜景得以昭告天下。
　　“顾鹤逸先生继承家族所藏，曾经拥有过这全部的古籍，临终前，他把家中所藏分为四份，分别由四个儿子继承。”与顾家交情甚好的钱庸老先生说，能完好保存至今，本身就是这批古籍所创造的+奇迹。
　　此次现身2012年拍卖市场的过云楼藏书本有“同胞兄弟”。由于家族原因，它们被一分为四。其中的四分之三，早在1992年的时候，就被南京图书馆收购，现如今珍藏在南京图书馆的古籍馆。而这批附拍的藏书则是由顾鹤逸的后人珍藏至2005年，被中国嘉德古籍部经理拓晓堂征集而来的。
　　“顾鹤逸先生出生于名门望族，家中所藏皆为重要的古籍，苏州现今著名的‘过云楼’就是顾鹤逸先人所建造。”著名古籍收藏家和研究者孟宪钧先生回忆。据说，早期顾家收藏虽是书画和古籍并举，但是对待两种藏书的态度并不一样，书画可以任人品评，而藏书楼“过云楼”则禁止外人踏入。
　　“所以最早我们了解苏州顾氏家族的时候，都是因为他们收藏的书画，对他们的藏书并不了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李致忠老师说。这种传统中国文士家藏秘不示人的状况直到民国时期才有所改变。
　　“公布藏品是当时收藏家的大忌，怕由此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顾麟士自己所编的《鹤逸所藏书目》、《西津所藏书画目》均属稿本，并未印行，现我们只能从傅增湘藏抄本《顾鹤逸藏书目》中可以了解顾家当时的藏书情况。”苏卅l档案馆的沈慧瑛表示。
　　“霾天、秽地、灯下、酒边、映摹、强借、拙工印、凡手题、徇名遗实、重画轻书、改装因失旧观、耽异误珍赝品、习惯钻营之市侩、妄摘瑕病之恶宾。”据说这十四条“宪法”一开始就被标在过云楼门楣之上，以警示子孙后代。顾文彬深知自家所藏书画的珍贵，怕自己身后这些历尽心血的书画遭遇不测，便在有生之年给子孙定下了上述书画收藏的“十四忌”。
　　除此之外，顾文彬还定下家规，本家族所藏书画的继承人必须是学识和休养并存的优秀子孙。
　　据钱庸回忆，爱子顾承的去世给顾文彬打击很大，过云楼藏品的收集也一度中断。顾文彬过世后，遗留书画及家产被拆分传予其余三位儿子，顾承一份再传其子顾麟士。顾麟士此时已逾25岁，他通过古董商掮客调协，把传于另几家的过云楼书画陆续购归、继藏，避免了拆分流散的危局。
　　“过云楼在顾麟士的手上不仅成为书画收藏上千幅的藏画楼，同时也成了集藏宋元旧刻、精写旧抄本、明清精刻本、碑帖印谱800余种的大型藏书楼。其中最为难得的是自清朝以来就在藏书界极负盛名的宋刻《锦绣万花谷》，曾属季振宜所藏。《锦绣万花谷》一书自清末以来在藏书界极负盛名。”苏州大学图书馆的罗凤莉谈到，“《锦绣万花谷》是一部类书，类书的史料价值主要是保存佚传古籍的一些片断。而一般说来，越早的刊本文字的错讹会越少，保存下来的佚传史籍也越准确。所以，这部宋刻《锦绣万花谷》具有很高的文献研究价值。况且即使不考虑这些具体的研究利用问题，仅仅就其文物价值而言，这样一部宋本书，也是无以估量。”
　　乱世沉浮
　　钱庸先生谈及，顾鹤逸身后有四个儿子继承了家产，其中当属是顾公雄和顾公硕最为出彩。顾家第四代时，已经是战乱时期，眼看抗日战争要打响，顾家人紧急商讨对策，书画怎么办、人怎么办、家怎么办，逃难到哪里去。经反复研究，最后决定逃到上海租界。他们先把家藏书画中最精华部分存入上海租界的银行保险库，其余部分只能仍旧藏匿在家中。他们在朱家园住所的天井里挖了一个地窖，地窖有一人多高，面积有10多平方米，把一部分不能运往上海的书画密封在白铁皮箱中，藏入地窖。
　　1937年8月16日，日寇投向苏州的第一颗炸弹，炸毁了朱家园顾家大厅，顾公雄、顾公硕及家人连夜逃离苏城，分别暂时避居农村，然后通过亲友帮助，辗转到了上海租界。
　　“苏州沦陷后，顾公雄、顾公硕在朱家园的住所被日本兵搜索了7天，顾公柔所居的西津别墅则被搜查了整整15天。”与顾家后人熟识的沈慧瑛谈到。等局势稍稍平静后，顾家人回苏州探视，发现自己的家被日寇践踏得满目疮痍，放在楼上书柜中不及带走的字画遭日寇翻箱倒柜抢掠，被搜出的字画卷轴堆积一地，而字画全被挖走；那些来不及带走沉在井里的铜器也全部不知去向。地窖虽未被日寇发现，但却已进水，变成了水窖，白铁皮箱浸润在潮气中，箱体生锈，白铁皮箱中的书画霉变，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