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意识形态工作总结 [是多元论还是意识形态的操纵？]

　　摘要：多元系统理论和操纵学派的理论在近年来成为翻译研究的热点，有诸多学者用该理论来研究翻译状况。中国近代的翻译状况因其特殊性更是被很多学者研究。本文试图用多元系统理论和操纵学派的理论来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状况进行分析。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意识形态；操纵；翻译状况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094-02
　　一、引言
　　多元理论自近代被引入国内以来，引起了学者们极大的兴趣。该理论由以色列文化学家伊塔文?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它拓宽了翻译理论的视野，把翻译活动放在一个由各种社会符号现象（例如语言、文学、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组成的一个混合体——多元系统中来研究。此理论对近代中国的翻译状况研究是否能做出合理解释，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展开讨论。同时，该理论也受到很多批评，很多学者也指出该理论忽视了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基于此，赫曼斯和勒菲弗尔所倡导的操纵学派，在此方面对多元系统做了补充。勒菲弗尔提出了制约翻译的三要素，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二、多元系统论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是由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这些系统有的处于中心，有的处于边缘。与此同时，它们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地在斗争以取得中心位置；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根据多元系统理论，翻译文学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会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一是文学多元系统依然“稚嫩”。二是文学多元系统在大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弱势”。三是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者真空。
　　三、操纵学派理论简介
　　操纵学派是在比较文学的范畴内发展起来的，主要研究文学翻译。代表人物是赫曼斯和勒非弗尔。在《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纵》一文，勒非弗尔认为，文学（包括创作和翻译）可以看作是由两个相互制约的因素组成的系统：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具体指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如批评家、评论家和翻译家等。当一部作品远离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观念时，“专业人士”就会站出来进行干涉或禁止。主导观念由两部分组成，即诗学和意识形态。外部因素则指赞助人力量。因此勒非弗尔总共提出了三个要素：诗学、意识形态和赞助人力量。
　　四、从多元系统论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状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翻译传统的一个新高峰，而促成当时文学翻译的原因不是文学本身，而是当时中国社会对变革的要求。当时，满清政府软弱无能，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一批文人志士提出救国必先强民的看法。他们所选择的教育工具是小说，通过翻译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小说来开化教育民众。活跃在这一时期的典型的翻译代表人物中，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和林纾。虽然他们的翻译并不能代表当时翻译小说的整体概况，但是足以说明问题。梁启超他们提倡白话文，认为这样才能为大多数人所读，而不再是接受过教育的人的专利。梁启超所翻译的多为政治小说，例如《佳人奇遇》、《十五小豪杰》等。他提倡的以小说治国的理想则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以文治国的文化基础上，实际上小说对于梁启超来说已经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为其政治目的而服务，那么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在其译作中，随意改变原作的人物，主体，结构等的“豪杰译”的风格了。林纾作为一位古文家，在翻译时更注重的是译文的文学性。然而后人常批评林纾的翻译存在漏译，误译，删节。其中原因有很多，他自己不懂外语，翻译的时候靠的是给他翻译的口译者，这样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必然造成与原文的出入。然后更多的原因则是，林纾对古文的推崇导致自己的译作被古文束缚。从多元系统理论来看，当时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处于世界大多元文化系统的边缘，也就是弱势地位，文人志士们想通过译介先进国家的文学作品来刺激本土文学的发展和变革。传统文化正在被推翻，新的文化尚未形成，这便是上述说的翻译文学占中心地位的第二种情况。此时翻译文学占主流，这才形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翻译传统的一个新高峰。据多元系统理论，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多选用的翻译策略是异化，努力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引进外国文学系统中的新话语。但是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志士并没有采用异化和引进外国文学系统中的新话语，而大多采用了归化，并别对原文本进行大刀阔斧的手术，例如删节等。由此可以看出多元系统不适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状况。
　　五、从操纵中的意识形态来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状况
　　勒菲弗尔认为在诗学、赞助人、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在翻译活动中是首要因素。纵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翻译状况，我们不难发现意识形态对翻译有着重大影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一些文人志士志在救国救民，先是翻译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论著如：《化学指南》、《算术课艺》等。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西方的强大不只是技术上的，更多的在于其社会制度，政治体系的先进。于是他们着手西方政治领域的翻译，翻译了西方关于政治，经济，历史，法律，教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例如严复的《天演论》、《原富》等。维新派的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这些文人志士意识到自上而下的改革不能成功，于是他们开始转向一种通俗的教化工具——小说，迎来了小说翻译的高潮，其中就有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梁启超的《十五小豪杰》等。可见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操纵。另一方面，译者的意识形态对其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也起着重大作用。当时，中国虽然遭到了帝国主义的入侵，但是由于中国有丰厚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对异国的文化嗤之以鼻，一时之间还难以改变这种落后思想。由此，那些近代的翻译者对原作进行无情地删减、改译、漏译等。同时，近代中国的翻译家也就是那些文人志士，之所以选择小说，之所以倡导白话文，其目的就是想让小说在民众之中普及。想要使小说普及，就要使译文符合译入语的主流意识，价值观，世界观，力求跟读者达到心理上的共鸣，以达到教化民众的效果。至此，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其中包括对翻译选材的影响，对译者翻译策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