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血汗工厂”] 血汗工厂
对关注劳工权益的行动者而言，奥林匹克是一个向全世界揭露剥削的绝佳机会。2012年1月，一份题为《伦敦奥组委漠视工人权利：奥运吉祥物出自血汗工厂》的报告被公之于众，报告中列举了大量彩虹工厂内的“罪证”。行动者们同时还向伦敦奥组委寄出了一封公开信，措辞强烈。
长着一只大眼睛的奥运吉祥物“文洛克”和“曼德维尔”在伦敦奥运会上获得众人青睐，宣传短片《彩虹救援》中，这两个可爱又特别的吉祥物被描述成出自伦敦退休钢铁工人之手，但一个总部位于香港的“大学师生督察无良企业行动”（以下简称“SACOM”）的组织，在调查报告中却指出，它们极有可能来自中国的“血汗工厂”。奥运狂欢已经落幕，围绕着中国产业工人的争论却迟迟未消。
不透明的名单
以“相互理解、友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平竞争”为精神内容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其相关产品能不能由血汗工厂生产？
答案肯定是不。2008年，伦敦奥委会颁布了一项《可持续发展和道德采购守则》（下称《守则》），旨在保证奥运会的所有产品都能在国际认可的社会标准下生产。这一举动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示范意义。但《守则》的实行效果如何，却没有人知道，奥委会一直拒绝公布相关产品供应商的详细名单，这难免令外界对其遵行《守则》的诚意及透明度产生怀疑。
SACOM就是这些怀疑者之一。2011年底，他们决定着手调查奥运会在中国的供应商。
在一场全球盛会中找到“中国制造”的影子并不难。有数据显示，2012年奥运会所有授权商品中，65%的商品来自“中国制造”，包括遍布大街小巷的纪念品、各国运动员的服装、运动场馆中的各种零部件。
SACOM的郑依依早年曾在香港从事过媒体工作，网络检索时，一家来自江苏盐城的“彩虹工艺品有限公司”进入了她的视线。这家来自苏北的制造商从奥运会吉祥物总经销商英国金熊公司手中获得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大订单——至少有50万只吉祥物玩具从他们的厂房流向世界。为了拿下生产资格，彩虹公司还曾斥资50多万，聘请专业人士在伦敦“蹲守”了两个多月。能够参与顶级赛会的竞争，拥有伦敦奥运会的“特许生产商”资格自然让这家民营企业感到无比光荣，更成为了其大肆宣传自身实力的“尚方宝剑”。
这份“高调”使其成为了追踪者的目标。
奥运“血汗工厂”报告引起轩然大波
SACOM调查员在彩虹工厂“卧底”后发现，奥委会宣称的劳工标准在这家工厂内并没有得到贯彻和实施：工人们在堆满杂物的昏暗环境中工作，不但得不到劳动合同，就连最低工资标准也很难保障。每个月工作超过358个小时，相当于每天实际工作近12个小时，且没有一天独立的休息日。加班工作时间超过法定上限的2～3倍，加班费用却没有按照法定标准支付。此外，工厂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童工”，未到政府规定的法定工作年龄，利用寒暑假等休息日打工。
2012年1月，一份题为《伦敦奥组委漠视工人权利：奥运吉祥物出自血汗工厂》的报告被公之于众，列举了大量彩虹工厂的“罪证”。行动者们同时还向伦敦奥组委寄出了一封公开信，措辞强烈。事件很快在英国引发连锁反应。先是《太阳报》以《奥林匹克的奴隶》为题发表了独家报道，《每日邮报》也撰文披露了奥运“血汗工厂”使用童工的内幕，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伦敦奥运会官方指定百货公司“约翰路易斯”率先跳出来对奥运吉祥物出自中国“苦工”之手感到愤怒。这家公司一向以公平对待员工而自豪，但由于奥运会严格的合同约束，使得该公司不得不使用官方供应商工厂。它指责伦敦奥组委未能持续地检查工人的工作条件，并着手展开紧急调查。
来自“公平奥运行动”（play fair Campaign）、“商标背后劳工联盟”（labour behind the label）等多家劳工组织的抗议者们也频频向奥组委施压。这些机构多年来一直揪住阿迪达斯、耐克、彪马等品牌商在全球的“血汗工厂”不放，自然不会放过利用奥运会大肆声讨的机会。各方的刻意渲染似乎让伦敦奥委会有些难以招架。为了平息众怒，奥组委决定有所行动。BBC报道称奥组委制定了9条规范，保证生产相关商品工人的权益。包括：工人权利信息公开、员工培训、公示员工基本信息及制造公司的基本信息等等。
今年2月，一份详细的供应商名单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伊表示：“在认识到2012年奥运会相关产品制造所面临的人权问题后，我们已经迅速责成独立机构综合评估制造商的资质，并将公开一切可用信息。”
2012年2月，大部分奥运产品已经完工，但抗争远没有结束。名单上来自东莞的鑫达玩具礼品有限公司和来自深圳宝安区的石围玩具厂再一次成为了监督目标。
“血汗工厂”追踪
2012年5月，阿成（化名）成了石围玩具厂的“卧底”。石围玩具厂距离深圳市区约2小时车程，工厂紧靠着一条两车道的马路，各种货车疾驰而过，没有红绿灯，行人只能夹杂其中横冲直闯。工厂铁门紧锁，一旁的公寓楼则状似尚未完工，墙壁又破又脏，几个工人偶尔从楼道里探出头来向外张望。
阿成只拿着一张身份证就通过了面试。他被安排在一个喷油部门——一个需要大量使用化学品的岗位。工厂提供的住宿条件是10人一间房，热水有限度地供应，工人们大多选择了自掏腰包外住。在调查期间，阿成访问了近40位工人，坚持做笔记、拍照取证。有受访者回忆起2011年奥运产品生产期间，为了赶工时，他们常常每天加班4～6个小时，有人甚至加班到凌晨3点。此外，阿成还发现，该公司并未给大多数工人购买养老保险，并让工人签署协议，声称是工人自己拒绝购买的。过于严苛的管理制度也让工人感到极度委屈：迟到5分钟会被扣除半天的工资，如果迟到5分钟以上则会被扣除1.5天的工资。
残酷的生存压力蚕食了本该在工友间存在的关爱和友谊。“一名年轻的女孩不小心被自己手中的喷枪喷中了眼睛，疼得直跺脚，没有一个工友愿意帮她。她只能一个人躲在墙角默默流泪。”这些在石围工厂的故事，同样出现在鑫达玩具礼品有限公司，惊人地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