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之外,去留之间] 六国

　　1986年5月，当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接受巴西记者里查多・阿・塞迪的采访时，他曾郑重声明：要把秘密保守到75岁以后，到那时他再写自传，“那玩意儿(自传)是到老年时才干的事”，“再说我得具备写回忆录的平静心态”。1990年6月，略萨竞选秘鲁总统失败。他告别政坛，接受了德国柏林科技学院的邀请，在那里隐居了一年。他把全部时间用来读书、写作，“与学院同事交谈”、“与德语句法搏斗”。1993年，回到西班牙之后，他一连出版了两本书：长篇小说《利杜马在安第斯山》(Lutuma en los Andes)和自传《水中鱼》(El pez en eI agua)，这一年略萨57岁。也许是1990年那一场政治失败的打击太强烈、太凶险，迫使作家不得不回顾自己人生的前20年，并且用细密的笔墨记录了那次人生的偏航，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自我治疗。
　　
　　“平行自传”与“连通管”结构
　　
　　在当代拉美作家中，略萨以独创的小说结构、极端自觉的文学尝试而著称。从早期的《绿房子》、《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到后来的《山羊的节日》、《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辨识出人称视角的自由转换、打破时间线索的情节跳跃等等实验性的写作技巧。与此同时，略萨创作了不少文学评论与作家研究的专著《无休止的纵欲》算得上的一部《包法利夫人》文学技法的“小百科全书”；《给青年小说家的信》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小说写作的诸种要素；而《不可能事物的诱惑》专讲雨果的《悲惨世界》。其中的“学习心得”，略萨往往要在自己的小说中操练一番。
　　略萨的自传《水中鱼》是一部“平行自传”，在结构上有独到之处，打破了人生轨迹线性演进的单一脉络，将自己的两段生命历程交叠、并置在一起。书中单数章节讲述自己青年时代的文学生涯，而双数章节堪称一部“选战回忆录”(记述1987年到1990年间，略萨参加秘鲁总统竞选的种种遭际)。全书总共20章，俨然一部“平行自传”。
　　比照略萨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看出《水中鱼》“平行自传”的写法也没有跃出作家自己的文学创作法则。略萨将这种“平行双线”的布局方法称为“连通管”结构。在研读了两部经典小说――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福克纳的《野棕榈》――之后，他发明了这一叙事技艺。关于“连通管”，略萨给出了如下定义：发生在不同时间、空间和现实层面的两个或者更多的故事情节，按照叙事者的决定统一在一个叙事整体中，目的是让这样的交叉或者混合限制着不同情节的发展，给每个情节不断补充意义、气氛、象征性等等。但是两个故事并列在一起是不够的，它们之间还需要“交往”，这才谈得上“连通管”。例如《野棕榈》的“连通管”是这样构成的：轮流交叉的章节里两个独立的故事，一个是情侣为狂热的爱情而死的悲惨故事；另一个是囚犯的故事，一场大洪水将城镇夷为平地，几位囚徒本可以获得自由，但是他们坚守着返回监狱的诺言，经过一番英勇拼搏终于回到了监狱。而当局竟然不知所措，最后判处他们再蹲几年监牢，理由是企图越狱。这两个故事几乎没有任何关联。但是略萨指出，其中有一种气氛将两个故事连通起来，那便是不可遏制的激情。
　　略萨的多部小说都使用了“连通管”结构。《胡莉娅姨妈与作家》部分章节讲述青年作家接近、追求姨妈的爱情冒险，而中间不断穿插着富于生活质感而结局令人惶惑的广播剧故事i《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也有两个主线：画家高更与他外祖母的故事交替浮现。
　　如此看来，《水中鱼》也是典型的“连通管”结构。单数各章大都是文学故事：作家童年的阅读经历、他如何因为反抗父亲的淫威而走上作家之路、少年时代的军校生活、与姨妈恋爱、结婚的经历等。总之，这部分主要是一个小说家的成长史。双数章讲述了略萨参加总统大选的经历，介绍了他如何创建“自由运动组织”，这部分大都属于政治生活。这是一种十分精彩的布局方法，虽然两条生活线索都能够独立发展，但是单一的主线很容易使读者产生阅读上的疲惫。于是作者调整步调，变换场景，焦点在混乱、龌龊的政治斗争与喧嚣、热烈的成长故事之间跳跃。在他笔下，两个故事的叙述口吻与语言风格迥乎不同，使得全书的文脉摇曳多姿。
　　既然“连通管”都必须构成某种“交往”，那么《水中鱼》两部分之间的“交往”又是什么呢?事实上，自传作者为我们预留了许多提示：单数章节讲述童年时代小略萨如何与专横、残暴、常常“随身带着左轮手枪”的父亲斗争、周旋，少年时代他担任了报社记者，混迹于利马危险、肮脏但新鲜、刺激的地下世界，后来他居然与姨妈恋爱，并且历尽磨难，娶她为妻，最后他获得了文学大奖，得到免费去巴黎旅行的天赐良机；在双数章节里，为了拯救秘鲁，反对总统加西亚的“国有化政策”，略萨不顾老友帕斯的劝阻，冒着被左翼极端组织“光辉道路”暗杀的危险，参加了1990年总统大选。略萨本人曾与记者开玩笑说：“假如秘鲁总统一直不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当那个总统候选人。假如不是落后、贫困、恐怖和种种危机已经把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变成了几乎是不可能的挑战，我的脑海里也不会闪出干这种事的念头。”夫人帕特丽西娅最了解丈夫，故而一语中的：“(从政的决定因素)是冒险，是渴望体会一种充满刺激和危险的生活，是梦想用实际生活写一部大作。”由此可见，作家喜好挑战与冒险的秉性，或者说某种反抗的热情，构成了联系自传中两个世界的“交往”。
　　
　　弑神者的故事
　　
　　如果说少年略萨的反抗对象是“父权”，那么在1990年选战中，他的反抗对象便是当年秘鲁的威权政府。少年略萨，不顾父亲的反对，与家族中的一位长辈女子结成伉俪，借助弗洛伊德阐述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行径颇有些“弑父娶母”的色彩；而作为自由运动组织领导者的略萨，这位欧洲归来的“逆子”，直接挑战当权者阿普拉党的种种“暴行”，则更是“大写的弑父”。
　　为了全面勾勒出秘鲁威权政府，这位巨兽般的“恶神”，作家用足了笔墨。与此同时，挺身弑神的反抗者这一自我想象性身份也渐次清晰起来。
　　《水中鱼》里面的威权政府是一位专断而愚蠢的“政父”(political father 在秘鲁这样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政府就是国家：执政者管理国家如同自己的私人物品，更确切地说是战利品。”所以国有企业就是政府养活政客、安置宠臣、进行黑市交易的地方。而且“政父”的统治之下，全体民众都是失去信心的，“人们生活在互不信任、互不了解之中，生活在不满与偏见之中，生活在暴力的漩涡里。这个暴力是复数的：政治恐怖和毒品走私的暴力：一般刑事犯罪暴力，由于贫困化和有限法纪的废弛，使得日常生活越来越野蛮化；当然还有社会制度产生的暴力i对于广大群众的歧视、竞争机会不均、失业和难以为生的工资待遇。”[8]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恐怖组织“光辉道路”的累累罪行。生活在威权政府统治之下的廉价知识分子们，在略萨看来，全都患上了“软骨病”。略萨力图戳破这样一个关于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神话：人们往往认为在那些深受独 裁、腐败、专制统治的国家里，知识分子是一片道德净土。他们特立独行，虽然备受压抑，不能施展作用，却代表着正义与自由的希望。但《水中鱼》试图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骗子、无耻之徒、诋毁他人者、流氓加无赖”o因为他们长时间缺乏安全感，完全经受不住当权者的诱惑。略萨指斥他们是“应召男士”，同时历数了这群人是如何一边高扬着反美旗帜，一边苦心钻营，盼望着获得美国大学的教职。
　　面对这样的情势，略萨便只能勉为其难，担当起“反抗者”的角色。如果归纳在自传中提出的施政纲领，可以总结出这样几个要点：第一，私有化改革。既然国有企业腐败而低效，那就应该私有化，“给几百万低收入的秘鲁人提供致富机会”，让他们成为企业主。[引第二，努力获得国际贷款。在略萨看来，阿兰・加西亚拒绝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行为，既是十足的无耻，又给国家带来灾难，因为“没有该组织的担保，任何国家、银行和企业都不会相信秘鲁政府。”实际上，在竞选期间，略萨就已经开始出访各国，筹划获得贷款。第三，放开劳动市场。略萨认为，由于秘鲁失业人口数目极大，所以即便劳动市场的稳定，那也是“骗人的社会假象”。因此，稳定的劳务合同成了“懒散工人的保护伞”，“创造新就业机会的障碍”。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这是一套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策略。八、九十年代之交，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拉美正当其道，略萨也是新自由主义忠实的信徒。
　　作为一部文学自传，《水中鱼》不无冗余地介绍了略萨所理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而且这一系列经济思想的理路与作家的文学观念又是紧密衔接在一起的。1987年2月22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略萨的评论文章“保卫黑市”。略萨自称，看到秘鲁贫困社区中的蓬勃兴旺的黑市交易，他又重新“获得了活力”，感到“异常振奋”。略萨坚信，只要让政府不再横加干预，困顿底层的秘鲁人就能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自动寻找、甚至创造自己的就业机会，“黑市”作为非正规的经济单元，也可以焕发出巨大的能量，最终刷新旧有的国民经济格局。在这里，这套自由市场的逻辑已经和作家反抗干预、捍卫自由的文化人格等相关论题紧密联系在一起。拉美文学研究学者珍妮・弗朗戈曾为我们勾勒出略萨的思想轨迹：“起先是与古巴政府决裂，而后反对秘鲁左翼军政府，接着成为政府介入文化事务的激烈批评者，最终成了自由市场的忠实推荐人。”这一按语也印证了如下这一点，即在略萨那里，市场的自由与文学的自由分享相同的文化逻辑。于是，文学的反判与政治的反判，通过“连通管”结构，完满地结合在一起。如前所述，联系两者的“交往”是反叛者与弑父者这一想象性身份。
　　“弑父者／弑神者”这一修辞出自略萨本人发表于1971年的博士论文，论文题为《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故事》(Garc 1a M6rquez，historiade un deicidio)。虽然，论文中探讨的是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但是“弑神者“这一语词，同样也可以总括略萨的文学观：文学是反抗现实的造反行动，反对上帝，反对上帝的造物，即现实生活。在他看来，小说是一种修正、改变甚至取消“真实的现实”(realidad real)的企图，要以小说家所创造的“虚构的真实”(realidad ficticia)来取而代之。小说就诞生于虚构与现实的那道鸿沟之间。因此，他认为好的小说家都是敢于反抗现实的、敢于打破真实与虚构界限的“弑神者”o
　　正如巴赫金所言，阅读文本的同时，我们“面临着两次事件，其一是作品中所叙述的事件，其二是叙述事件本身。我们作为听者与读者，参与到后一次事件当中。”作为《水中鱼》的读者，我们仅仅能够透过阅读这部“平行自传”，去想象并重塑略萨的生命体验。具体而言，我们遭遇到了后一次事件，即作品中所叙述的略萨青年时代写作生活与1987年至1990年作为拉美文学史与政治史事件的秘鲁大选，或者说，自传作家特意创造出来的文学／政治的对立格局。而在自传中，略萨逾越了作为想象的文学世界与具备自身特殊运转机制的政治生活。在这一意义上，透过自传写作，略萨再度饰演了“弑神者”的角色，因为他打破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尝试让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就此，我们可以说“弑神者”是略萨为自己营造终生的经典化的人格形象，同时，也是略萨心目中理想化的拉美小说家所应当承担的社会文化身份。
　　
　　站在家国之外，写在去留之间
　　
　　倘若再度检视“连通管”联系起来的两段生命记录，我们觉察出自传的另一个特征：这是一个自传者与他的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故事。自传的开端是两次归来，自传的结尾是两度去国：在文学世界中，“我”少小时居住在玻利维亚，后来才跟从外祖父一家返回秘鲁，这才得以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在政治世界中，已经成为拉美著名作家的“我”与妻子回到秘鲁度假，在度假胜地的广播中，“我”听到政府即将出台“银行国有化”政策，感到有必要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商议对策，正是从这里开始，略萨一步步走向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秘鲁大选。在单、双数章节的尾声是两次离去：第一次是离开秘鲁到法国，第二次是离开秘鲁到德国。第一次是少年得志式的兴奋，热情地宣告多年之后，他要作为一名秘鲁作家重回故里而1990年，第二次离开秘鲁之后，自传作家竭力强调他在德国的平静生活，试图将自己三年来的从政经历淡化为一场“偏离文学”的错误，决心不再过问秘鲁的烦心事，然而，作家在“尾声”中一再宣告，他始终记挂着祖国的每一场变动。秘鲁，始终在自传中占据一个至高的位置。
　　循乎此，《水中鱼》带出了一个拉美文学自传的症候性问题：从家国内外的多重视角去谈论自传者与祖国的关系。无需仔细清点，我们就可以在几位代表性文学家的自传中读到类似的章节，譬如何塞・巴斯贡塞洛的《克里奥约的尤利西斯》(Uli se s criollo)、巴勃罗・聂鲁达的《我承认我历尽沧桑》(Confieso que he vivido)、塞韦罗・萨尔多伊的《雅各街的基督》(El Cristo de Ia rue Jacob)，只是在《水中鱼》之中，这一症候尤其明显。
　　如前所述，“连通管”结构搭建出一个表面上十分顺滑的关于自传者身份的自我想象，一位富于挑战精神的“弑神者”。但是，如果稍作思考，我们就能意识到《水中鱼》内部的重重危机。在文学世界中，“我”最后获得了宝贵的获奖机遇，远赴巴黎，“求学”文化之都，此后的故事就尽人皆知了：多部小说获得成功，作家本人成为秘鲁当代最具国际声望的小说家。然而，在1990年大选中，传主却遭受到重大挫折，因为秘鲁人以全民投票的形式，否认了小说家作为秘鲁代言人的身份。在此刻，略萨面临着空前的身份危机，在自传中，这一危机与略萨的民族一种族的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自传中，作家不无沮丧地告诉我们，大选失 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白皮肤，或者说“种族问题”，而他的竞争对手藤森，大肆利用肤色这张王牌，自我指称为“中国人”(el chinito)，在原住民社群中赢得了不少选票。在竞选最后阶段，略萨在全国内地巡回演讲。某一次，在旅途中，他碰到了参选以来最糟糕的经历：“一群愤怒的男男女女手持棍棒、石块以及各种利器，冲着我迎面扑来；他们的面孔被仇恨扭曲了，一个个仿佛来自远古、来自史前时期，那时人兽是混杂的，因为生命对于人和兽都是为了生存而盲目的拼搏。”面对这样的进攻，略萨充满惶惑与痛苦。但是他还不忘提高“教育意义”，将这幅情景指斥了秘鲁社会贫困落后的证据，因为这些野蛮人只知道为了生存而“盲目的拼搏”。或者说他们没有参与现代民主的能力，不懂得选择真正于他们有利的执政纲领。于是，略萨提示读者，他败北的原因不在于自己的竞选方针有问题，而是几百万生活于野蛮状态的秘鲁人配不上他这样的总统候选人。
　　然而，同样是描述自己在秘鲁腹地旅行的经验，单数章节文学部分却又为我们描绘了另一幅图景：那次考察所走的地方当时还处于原始状态，只有几个偏僻的村落，那里的生活绝对不同于秘鲁的其它地区，……我们发现了亚马逊尚未驯服的风光的巨大潜力；亚马逊这个原始、蛮荒、危险、具有秘鲁城市地区不了解的自由世界，让我眼花缭乱，惊奇不已。……所有这一切都在森林、河流和湖泊的画框中，仿佛一座人间天堂。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一切总是成千上万次地回到我脑海中来，总是我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看来秘鲁的确存在着“原始人”，而且他们忽而变得神奇、珍贵起来。“人头兑换”、“万物有灵”，对自传作家来说显得颇为有趣；他们生活的世界也成了“自由世界”与“人间天堂”。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在自传中，略萨选择了小说家与政治家双重身份，也就带来了双重身份所携带的相互；中突的文化逻辑。但是如果我们将这组逻辑放置在“连通管”的结构当中，略萨对秘鲁腹地的两种认知――一个是愚昧落后的、政治组织形式极端低下的前现代社会，另一个是奇情异景的世外乐园，是文学家的灵感源泉――恰恰能够整合成一个完整的自传家的特殊文化身份。
　　这一身份首先关联着略萨的族裔身份。略萨家族(即传主母亲一方的家系)一直居住在秘鲁的远离安第斯山区的沿海大城市――皮乌拉、利马。家族虽然并不富裕，但是享有“贵族徽带”，属于西班牙人后裔，土生白人阶层。《水中鱼》又告诉我们，在秘鲁种族问题永远与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外祖父的一位表兄：何塞・路易斯・布斯塔曼特在1945年到1948年间当过秘鲁总统，他任命外祖父佩德罗担任皮乌拉市的最高行政长官。可见略萨家族的确属于秘鲁上层社会，接近权力中心。无可否认，略萨本人正是站在金字塔尖上的“弱小”的白人中产阶级中的一员，无奈地外在于秘鲁中低层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是西班牙殖民时期留下来的遗产。
　　在这样的种族一阶级背景下，作家时常流露出对于“外来者／欧洲人”的特殊情感。在《秘鲁的诞生》一文中，略萨更愿意将西班牙人描述为“我们的祖父、我们的父亲”。作为一位“文学爆炸”的重要作家，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西班牙征服文学直接衔接起来：“五百年前，由于偶然的机会，一些欧洲人在茫茫海上寻找通往盛产香料的印度的新航线，他们不期然间遇到了一片居住着居民的、未开垦的大陆。这偶然的机会，为我们带来了极为丰富的文学资源，即记录发现与征服的编年史、传说和书籍，它们记载这次欧洲人和美洲人鲜血淋漓的碰撞。于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产生了。五百年后，旧大陆的批评家们，通过这些小说来重新发现美洲，并将其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姑且不论这一判断在学理上正确与否，略萨将拉美文学主流接续到开拓者／殖民者的历史书写中，这样的立场不禁让读者感到几分惊讶。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1898年美西战争以来，拉丁美洲知识分子面对文化母国的没落，已经做出决定，必须重新为自己确立文化立场，其中重要的文化转向便是重估美洲土著文化。1900年乌拉圭文人何塞・恩里克・罗多撰写《爱丽尔》(Ariel)一文，试图借助莎士比亚名剧中海岛仙子的隐喻，为拉美知识分子设想新的(不无乌托邦色彩的)文化身份。而1918年，欧洲大战结束不久，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借重奥尔特加・加塞特主编的《西方杂志》(Revista deOccidente)在西班牙语美洲不胫而走，这一事件再次开启了拉美知识分子重寻文化根基的思想动向：既然西方(欧洲)已然没落，那么拉丁美洲怎样定义自己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一时刻，已经阅读了德文原版《西方的没落》的博尔赫斯做出了重大的抉择，他将投身于克里奥尔人的传统，在高乔人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灵感，虽然他的整个文学训1练都基于欧洲人文传统。卡洛斯・富恩特斯也曾说过“我们时常感到自己必须了解西方文化，甚至要胜过一个法国人或者英国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熟识我们自己的文化。有时候，这就意味着返回到印第安文化之中……我们要熟知羽蛇，也要了解笛卡尔。”美洲土著文化对于“文学爆炸”前后的数代作家来说，都是十分重要且珍贵的想象性资源。
　　就略萨而言，秘鲁原住民的印加文化是他展开本土身份想象的根基，这一资源甚至构成了他多部小说创作的原初动力。在创作论集《一部小说的秘史》f La historia secreta de una novela)中，略萨详细追忆了通向雪域圣玛利亚(Santa Maria de Ia Nieve)的神奇旅行：他第一次见识了秘鲁亚马逊地区原住民的生活风貌，这次旅程的种种见闻后来直接进入到《绿房子》、《说书人》等几部作品。某一年在法国，他甚至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在巴黎图书馆中阅读有关亚马逊地区的书籍，温习秘鲁文化中这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整部自传中情感最为炽烈的部分就发生在古老印加文化的核心地带――库斯科广场上。略萨提示他的读者们，他将库斯科――古印加帝国的首都，定为他全国巡回演讲的最后一站。当他走向古城中心的阿尔玛广场的时候，自传作家心中似乎充满了做一个秘鲁人的崇高感与沧桑感：“在整个竞选活动期间，我从来没有像在库斯科这个黄昏里，在这古老而美丽的广场上那样激动过，在这块我出生的不幸国土上，也曾经有过最为崇高的辉煌时刻，也一度有过文明、昌盛的时期。“
　　毋庸置疑，略萨在这段文字中倾注了丰富的情感，明显不同于《水中鱼》的平铺直叙的整体腔调。这段文字的开头，广场上的落日余晖，暗示着印加帝国的历史与传统。面孔黝黑的男男女女，似乎联系他们的原住民先祖。鉴于在秘鲁，种族与阶级构成直接关联，齐聚在广场上的原住民团体几乎是底层民众的政治喻说。在此处，略萨无疑是在向读者们展示一场想象中的胜利：他是如何将带有文化民族性与社会底层正义性的秘鲁民众团结在一处，而在这一文化现场中，他也被赋予了文化与政治的代言人的身份。然后在自传中，这一弥足珍贵的时刻转瞬即逝。竞选的大败局接踵而至。越是自传的尾声部分，略萨的表述也越发苦闷、急躁。听闻藤森“自我政变”的消息，他甚至在书中号召国际世界以经济手段惩罚自己的国家。在这一章节，一个貌似强悍无畏的“弑神者”形象彻底碎裂开来。
　　从多重角度来审视，《水中鱼》都是一部极为有趣的案例。自传作家创造了独特的“平行自传”形式，两条线索齐头并进，并以之互证、互现传主的想象性身份――挑战父权的“弑神者”。然而，在较为完满的形式背后，自传却未能完成自我弥合与自我确认的使命。面对秘鲁的土著文化基因，《水中鱼>便暴露出结构性的悖谬。1992年，“发现”新大陆500周年之际，众多拉丁美洲知识分子就国族身份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紧随其后，略萨便创作了自传《水中鱼》，同时更改了自己的国籍。然后，就在他获得“西班牙人”这０一身份的同时，略萨又不承认放弃秘鲁国籍。可见，作为自我总结、自我疗救的自传写作虽已完成，但是自我周旋的心理剧仍在继续上演。